| 魂兮何所归？ |
----"托玛斯之夜”有感/ 白 云
在《伊甸园书斋》创刊，并连载托玛斯．赫尔医生的《喜马拉雅山的活石》不久，编辑部举办了“托玛斯之夜”晚会，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托玛斯．赫尔(Thomas Hale)先生和他的太太辛西亚(Cynthia)。
神藉着辛西亚母亲的病把辛西亚夫妇送到了我们这儿。辛西亚的家就在我们附近，她的娘家据说豪华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曾让年轻时的托玛斯也大吃一惊。出生于这样富裕家庭的她，为了尼泊尔人民的苦难，甘愿抛弃现代化住宅的舒适安逸，栖身于牛粪和泥巴涂抹的土坯房；别离美国东岸四季分明人口稠密的一片沃野，奔赴贫穷山国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舍弃轿车的便利和柏油马路两旁的茵茵绿草，选择那羊肠小道的险峻崎岖，跋涉在山洪和土崩的危险中……更何况，伴随他们的还有嗷嗷待哺的稚子、语言的障碍、文化冲突……关山重重，千难万阻，皆非普通人可以想像。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辛西亚告诉我们，她曾为宣道而弃琴择医。
她从小学习钢琴，立志做一个钢琴家。苦练十几年的钢琴后，她理当进入音乐学院，以便摘取那最后的桂冠。然而，去海外宣道的需要提醒她，贫穷国家迫切需要的不是音乐而是医疗。于是她毅然跨进了医学院，并在解剖房里认识了立志医疗宣道的托玛斯。他们在信奉佛教的尼泊尔宣道二十多年，妙手回春，挽病人于垂危，也广传福音，救众人于沉沦。
望着辛西亚依然端庄美丽的面容，我的内心翻腾不息。我真正明白“弃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十几年的苦练毁于一旦，意味着十几年的盼望和梦想归于虚空。因为我也尝过“弃琴”的苦味，只不过她是出于自愿，而我则是被迫。这种失却盼望和梦想，失去精神寄托的痛苦，能把人推向绝望的深渊。这也许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思想的动物，那魂归何处的需求，绝非衣食物品可以满足。
记得文革中，物质匮乏到了极点，我们工作在野外，常因气候关系供应不济，曾有过一日三餐酱油汤加白饭的日子，但最使我痛苦的是没有书读。那时唯有信仰在支持着，以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等到那场闹剧结束，我才终于有书可读。在高等学府思想解放和民主意识的熏陶下，旧的“信仰”一点点地破碎、倒塌而归之虚无，新的信仰则无处找寻。还记得那个晚上，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给刘少奇平反的消息时，我彻夜难眠。过去的许多痛苦又浮上心头，最难忍的是受愚弄的感觉。原来那貌似纯洁而神圣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权利斗争而已。我发誓，我决不会再相信什么了。当时心中还有一闪念：“就是真的有上帝，我也不会相信！”至此，我成了没有信仰的人。
可是我们为什么活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敢正视它。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学术研究，我的目标是个人奋斗向上爬，最终成为一个著名学者。当然，内心深处脱不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窠臼，自以为学术研究有地位有名声，自然就会有精神方面的满足；学术的象牙之塔似乎足够清高，不似政治那么龌龊，也不像体力劳动那么卑微。“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有了这个目标，我渡过了勤奋而快乐的大学时代。毕业后步入所钟爱的研究领域，开始了真正的攀登。那时候我最喜爱的是王国维的治学三阶段论，终日沉浸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侬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中，并时时享受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
可惜好景不常，商品经济的大潮冲进校园，人们的物欲被激荡起来。清水衙门水不清，象牙之塔也龌龊不堪了。为了职称、住房、奖金、荣誉，人们尔虞我诈，争斗不休。置身于一个“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社会环境中，我未能免俗，也无力免俗。似乎不斗的话，自己该得的一口大饼也会得不到了。然而斗的感觉并非“其乐无穷”，而是沮丧无穷。就如一根卷入旋涡的小树枝，有脱离旋涡，攀缘上岸的渴望，却不知岸在何方；只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地跟着转，与旋涡中的其他树枝、小草、水藻们纠缠在一起，谁也不得解脱，不得安息。“八九”天安门前的坦克和枪声粉碎了我的最后一点希望，从此踏上异国他乡的不归路。
第一年作访问学者的生涯，叫我看尽了美国学术界的黑暗，那倾轧和争斗旋涡不亚于我故国的校园。尽管我是旋涡外边的旁观者，也能听到里面的人在如何地纠缠、冲突、挣扎、呐喊，在如何地痛心疾首，愤愤不平。我为之胆寒，为之齿冷，更多的是徒呼奈何的失望……。
第二年将近之际，我发觉我的路已走到了尽头：故国的旋涡令我望而却步，他乡的生存煎迫也使我不知所从。眼见得，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胼手胝足，去挣那最低限度的工资，更为痛苦的是如日中天的学术生命可能就此完结，客厅里没有了朋友们抨击时政，高谈阔论的声音，讲坛上没有了自己旁证博引传道解惑的位置，书架上再没有了同侪朋辈的作者们签名的大作，信箱里也没有了编辑部的稿约，学术会议的通知……这是因为学文的人，他生存的土地就是他的人民，他的学术生命就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没有了祖国和母语文化，便没有了一切。
我的心有如撒哈拉的沙漠，一片空虚，苍茫而悲凉：世界之大，竟没有我的立脚之锥，天地之阔，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想当年，节假日星期天，一分一秒都舍不得荒废，在学术的园地上耕耘不息。如今竟整日整日地为了肚腹之需而奔波劳碌，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当如何渡过这乏味的一分一秒呢？失去了专业，就失去了个人奋斗向上爬的机会和动力，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盼望。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养活这付臭皮囊吗？魂无所归，心中浮漫的只是绝望，无边黑暗中独步的恐惧和绝望。
幸而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照进了我的心。从此光明代替了黑暗，活着忽然有了新的意义，对于未来也有了新的盼望。回首往昔，汲汲营营于自己的名与利，何时我曾想到过爱？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只帮那帮我的，只爱那爱我的，只喜悦那我喜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搁置专业固然可惜，不也还有许多重要的、实实在在的事需要我们去做吗？从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我找到了写作的源头，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的人民养育我，我的笔依旧可以为他们服务。如今，客厅里有弟兄姊妹们分享主爱的轻言款语，教会里有执笔耕耘，见证主恩的服务事工，书架上陈列着朋友们赠送的灵修书籍，信箱里摆放着文字事工的往来信函。更重要的是，内心有了爱的源头，爱的力量。“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哦，感谢主！我终于魂有所归。以我的卑微，不能望托玛斯和辛西亚的项背。辛西亚是主动弃琴，为了宣道，我则是被迫弃琴，终蒙拯救；辛西亚是救人的人，我是得救的人；辛西亚是传播爱的人，而我是蒙爱的人。两者相去何其远矣。
在灯光摇曳，歌声悠扬，笑语流淌的“托玛斯之夜”，从辛西亚的弃琴，想到自己的“弃琴”，深深感到主恩浩荡，如江河海洋。沐浴在这温暖的爱中，我多么盼望能把这爱传送给大洋彼岸我的同胞，传送到纠缠冲突挣扎呐喊的旋涡中……。
《喜马拉雅山的活石》 |
| 作者简介 |
赖耶
《喜马拉雅山的活石》(Living Stonesof the Himalayas)是医生兼传教士夫妇托玛斯．赫尔(Thomas Hale)和他的妻子辛西亚(Cynthia)在尼泊尔(Nepal)王国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在此期间，他俩与教会和医院同仁一起，冒险犯难，将西方医药介绍进素不信西医只信巫医的人民中，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敌视福音而迷信印度教的国土，倍历艰险，也尝到上主所赐的喜乐。
在这些真实的故事中，我们随着作者优美而多情的文笔，像亲身跋涉在忽而温暖的山谷忽而寒冷的世界屋脊，像在共尝尼泊尔人民的饥寒、疾病、信仰逼迫的苦难，像在和他们一起由一所小小的医院，小小的教堂，从星星之火，逐渐燃烧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魔鬼没有权势”的教会医院看病；在磨练中，教会的砌石，和基督徒的活石，在群山中越砌越广越高，我主的福音越来越弘扬嘹亮。闭关锁国开放了，饱受逼迫的基督徒和教会现在抬起头来，昂首前进。尼泊尔的传教经验，对中国大陆及其他类似国家中的传教工作，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吗？
托玛斯．赫尔和辛西亚出生於纽约州奥本尼(Albany，N．Y．)的富裕家庭，学的是赚钱多的外科及小儿科专业。蒙主召后，毅然抛弃优裕环境，拉家带口，到离家数万里极端落后艰险的尼泊尔的小医院从事行医及传教工作，长达二十余年。
他们的虔诚信仰，谦卑美德和尼泊尔贫苦村民的勤劳、勇敢、诚实、好客相结合，创造了不少医病和属灵的奇迹，他们无私的爱和高超的医术赢得了尼泊尔朋友的爱戴。他俩不但在医疗和传教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文字方面为神有效地事奉，本书和以前出版的两本书，，《别让山羊啃吃枇杷树》（Don't Let the Goats Eat the Loguat Trees ）和《远在里格里格山那边》（On the Far Side of Liglig Mountain）都脍炙人口。此外，他俩还苦修尼泊尔文，托玛斯写成和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尼泊尔文铨释，以利宣教工作。在这个家庭的陶冶下，两个孩子长大成人，都在国外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基督教的宣教工作。 |
| 一、迷人的国土 |
当我们美国人听说我和辛西亚在尼泊尔工作，他们凭想像在眼前会浮现出这样一个遥远的山国：在这里人们穿着部落的奇装异服，住在乡野的茅屋里，没有20世纪近代化的道路来打扰他们。美国同胞这幅极尽想像的图画颇与实情相似。尼泊尔确为一独特隐秘神话般的国土，有庄严的王宫，离奇的庙宇，叹为观止的景色，骁勇无畏的廓尔客士兵，在酷热的丛林中猎虎，光秃荒凉的高原，据说还有可怖的雪人。但是凭天空所映现的城市轮廓，难知该城中街市的真相，凭上述浪漫的想像，也难以深知尼泊尔的真像。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一迷人国土，请随本书下列各章，与我们一道来体认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
尼泊尔与美国田纳西(Tennessee)州大小相当，住有约两千万人民，夹在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从东到西跨越全世界最高大的山脉。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印度教教徒(Hindu)，一个是印度，另一个是尼泊尔。印度对所有的宗教信仰平等相待，尼泊尔则不然。尼泊尔迄今仍是一个神权国家，其国王认为他自己是印度教三大神只之一的毗湿奴(Vishnu)的化身。而且，按法律上说，虽然所有尼泊尔人可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如果有人离弃印度教，则会在社会上面临严峻的迫害，被认为是背叛其国家和国王。
尼泊尔的大特点是它的独特地形，这点决定了尼泊尔人生活的一切特征，从天气到耕作方式。许多人认为尼泊尔主要是冰雪遍地，崇山峻岭。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海拔5000尺以下的地区，大部分人几乎就住在海平面之上，尤其是南部人口稠密地区倾斜入广阔的恒河流域，那里的纬度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一样。从那里，低平的河谷逐渐北升锲入喜马拉雅山麓形成不规则的蜿蜒峡谷，钻进陡峭的山脊两边。为了表明在纬度上各地的极端差异，可想像离安普琵琶尔村15哩的一个地点，每两哩的距离，高度即由海拔2000尺的河谷上升到海拔26000尺，这种海拔的急剧升高变化，在世上真是绝无仅有！
气候的地区极大差别和海拔一样，从焦灼酷热稍登上一个台阶就突然转为刺骨严寒。确实，尼泊尔人的生活方式也随着所居纬度高低而迥异。上行或下行一段距离，旅游者会发现人们的穿着、居屋、庄稼、甚至方言都大不相同。地区之间或多或少地互相隔离，与外界更是绝缘。绝大多数尼泊尔人都是仅足糊口的农民-----文盲、迷信、保守。像所有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然而，与其他民族比较，他们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不矫饰、待人友好。由于从未受过殖民地的统治，他们对待外国人毫无敌意，自然地无拘无束，不像受过殖民地统治的人民那样。他们愿意与你交谈，常同意你说的观点，想使你高兴。假如你旅行到他们的地区，他们会使你感到宾至如归，哪怕自己吃亏也要款待你，使你感到安全快乐，爱打听你的个人问题，好奇地询问你是什么人、在自己国家干什么的，结过婚没有，如尚未婚，则问你为何如此-----他们这样做，绝不是故意使你受窘或生气。你会感到他们喜欢你，而你自然也不得不喜欢他们。
他们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诚实。脚夫(或轿夫)们为乘牛车旅客背运行李，信实可靠，终日劳累只赚得一两块美元。病人们来院看病，带来能省下的钱，甚至变卖财物，以支付医疗费用；来看病时必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纵使明知衣着褴褛可能获得免费。尼泊尔人认为欺骗绝非自己的品性。
尼泊尔人的第三个特点是：宗教信仰虔诚。他们国家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但渗杂进佛教、泛神教、鬼神迷信、魔法等因素。来加德满都的游客们会发现四周都是庙宇、神像，从庙里高大的奇形怪状的神像到沿街小神龛里彩绘的小石像，举目皆是。祭司们和占星者不仅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个人的生活，而且也影响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及行动。
印度教徒相信万事万物皆属一种本质，即“万物归一”。因而他们认为以下的事是完全合理：花木会从房屋灰浆缝里长出来；墙壁和地板上应涂抹泥巴和牛粪；院子可作为厕所；小巷也当污水沟。大多数人认为“细菌”概念只是西方人的迷信，在他们看来，疾病不是由于细菌，而是由于得罪了某种神灵才遭祸惩。因此，以下情况就不足为奇：保健及卫生标准极低；疾病极易传播；尤其在乡村；山道甚至街道到处可大小便。在尼泊尔行走的头一条要诀，就是步履小心，只能走路当中。
这种“万物归一”到处都可找到见证。甚至在加德满都任何一条街道走一下就获明证。几年前，辛西亚的弟弟迪克兰来此，曾看到一个小男孩蹲在一条小巷边拉屎，小孩刚拉完，两个母鸡立刻跑过来把他的“产品”收拾得一干二净，片刻之间，路面清洁如初，胜过任何卫生部门的清扫工作，又便宜又利索！在街上我们走过一家肉店，门前悬挂着一排排拔了毛的鸡；迪克兰看到这些鸡时就立刻想起刚才母鸡啄食小孩拉出的“产品”的情况，而感到一阵恶心，使它在尼泊尔期间再也不敢品尝一下鸡肉美味。其实他应该心存“万物归一”的宝训就“万事大吉”了。
对刚来尼泊尔的人讲这条“宝训”简直是开挖苦的玩笑。但到此的人包括我自己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我清楚地记得：我到尼泊尔不久的一个下午，我不折不扣地体验了一次这个“万物归一”。人们曾关照我：在加德满都到任何地点只要有部自行车就最有用最省钱。因此，我一到“统一教会语言学校”工作，就马上买了一部印度造的自行车，趁热打铁立刻骑车进城。刚骑上时有点摇摇摆摆，因为已有二十多年没骑自行车，何况加德满都的街道崎岖弯曲，我更不习惯。不久我就骑进我从未到过的诡秘地点。那里令人兴奋的喧闹、气味和景像吸引我不断前进，结果骑进了一条热闹的大街，接着是一段颇陡的坡道。街上拥挤着手推车、三轮车、玩耍的孩子们、一堆堆的垃圾、到处都是黄牛水牛粪便。在不平的路两边是明沟，我已学会小心地避开它们。我加快车速想检查一下我的煞车，才发现它已颠歪了几乎失灵。就在此刻，我瞥见一个男孩正蹲在街边拉屎，意识到他来不及让开，我马上扭把骑到路中央；是时迟那时快，猛见一辆大公车尾骨冒烟正向我后面冲来，与此同时，一辆出租小车从前面街角转出来直向我冲进。在公车、出租车、蹲着拉屎的孩子之间，使我无缝可钻，我只好冲进街旁的明沟里。
第一桩碰到的倒霉事，我的左车把(尼泊尔交通规则应靠左走)擦上了一个留着长发绺的神职人员，他正在边走边念咒，越念越高越带劲；接着前面冒出来两只狗、几头山羊和一群鸡。它们还不算大问题，要命的是：两头大水牛想逃开大公车往沟里跑来，我想让开水牛，却被沟里冒出来的一尊8寸高的石像挡住；正在危急之时，不知是谁从楼上向我的沟道前倒下一大桶蔬菜皮，似乎记得当我飞驰而过时，其中一条水牛蘸足牛粪的尾巴正甩打中我的脖子；我此刻已无暇思考。
我只好直冲上那尊石像而飞到半空中，不管怎样，我总算沉坐在车座上，手还紧抓住车把，没甩倒下来。唯一的不幸是车座已被颠掉，只剩下凸出的铁管头，勉强脱离了险境。即使这次未被“万物归一”的道理完全说服，至少也略知各事内在联系的其中“三昧”。
印度教包括广泛的信仰范围及形式，从原始迷信的偶像崇拜，到高深的伦理及哲理。最普遍的情况是崇高教义的退化，在民间一般盛行着低下的信仰形式。
尼泊尔人比西方人更加宗教化，更少世俗的唯物精神。他们把所崇拜的神灵视为真实又神化的权威，又敬又畏又求其抚慰。尼泊尔人相信其生活的每一细节都由一个或多个神灵所主宰。人们凭藉适当的宗教仪式及献祭来祈求神灵赐福；只要虔诚奉行，不管结果如何，就听天由命，绝不怨天尤人。
村民们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大别与西方人那种凡事不安和不满的态度。这种宿命态度有其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它使这种不但压迫低贱种姓(阶级)也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永恒化了；这种情况在乡村更为严重。
种姓(阶级)(Caste)制度虽已由政府宣布为非法，被有教养的人们所贬斥并竭力想把它从尼泊尔社会根除，但是，它仍在这块国土上普遍存留。多少世纪流传下的传统和印度教迦玛(Karma)的清规戒律仍使它不断加强。这种传统认为一个人命运系由前世因缘所注定，只有乖乖地顺从。这种传统阻碍了任何追求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倾向。
大多数尼泊尔人的社会仍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其种姓(阶级)所左右。
一个尼泊尔家庭若引进了一个卑贱种姓(或外国人)的成员，就会认为受到玷污，这必须请一个僧侣用费钱的宗教仪式予以净化，以及用一层新的泥巴和牛粪涂抹墙壁和地板。低贱种姓(阶级)的尼泊尔人实际上成了社会的“弃儿”，几乎总是社区中最穷的人，住在一般村庄之外，拥有极少甚至毫无土地。低下种姓的尼泊尔人常为我们的传教团做搬运工或轿夫(porters)因而和我们常有往来。他们通常在黄昏疲累不堪地来到，为医院运来沉重的物品，但附近的茶馆(兼营旅店)拒绝让他们进食或住宿。我们曾见他们被迫在雨夜躺卧在路边的沟渠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请他们来医院住宿。
最严肃感人的是观看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他们跪在三头六臂持剑的神像前，在印度教“达赛”(Dasai)节日献祭好几千动物，脸上凝聚着恐惧、命定、绝望的表情。虽然有时人们会显得无忧无虑甚至喜乐的样子，但绝非由于宗教，与宗教毫不相干。
有些朋友曾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理会尼泊尔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而只来此行医，皆多么自在。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尼泊尔文化有许多方面，我们应加赞许，并应予以加强。但朋友们应能注意到尼泊尔人的信仰和风俗加在他们肩上的影响是如何沉重，尼泊尔人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损伤和他们肉体上所受疾病的苦痛一样严重。我们应该开怀看顾这些精神和肉体都受压迫损害的人们，不管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妇女、或只是被神灵吓怕的可怜人！这些神灵不是带来希望而是引起恐怖。
大多数来此旅游的游客，除了“消过毒”的三日游，观赏一下爱佛勒斯峰或安纳帕纳斯山脉(Mount Everest or the Annapurnas)，或在丛林旅社观赏喂食过饱老虎的晚餐盛典，除此以外，从未去过加德满都山谷以外的地点。对大多数游客来说，看看加德满都就尽够了。但是，只要他们肯迈出加德满都而略略进入乡村，就发现90%的尼泊尔人就住在那里，这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国土。他们所理解的“文明”一到这里就完全中断。
在喜马拉雅山麓最突出的景像是：遥远、原始。主要是缺乏电力线、电话通讯和公路。这地区的地理情况就足以说明为何与世隔绝。除了加德满都河谷和它南边一小条冲积平原外，尼泊尔几乎没有平地。只要访问一个临近的村庄就意味着下降数千尺而进入陡峭的峡谷，然后翻越山脊就上达10，000尺以上。
在雨季，6到10月，甚至最临近的社区间也由于山径被山洪淹没而严重阻隔，因为这些山径在旱季时干灰厚积，而雨季则转化为滑溜泥浆，原来潺潺细流的小溪会突然转化为宽阔咆哮的山洪。小桥经常被洪水冲走，只好劳民伤财重建新桥。更糟的是：每在季风期间，尼泊尔本来稀少的公路交通系统惨遭破坏，冲刷及塌方是家常便饭，有时要花好些天才能恢复交通，使旅行及货运中断。在严重洪汛期间，数百工人带着土筐和铁铲被招募来修路；有时还得派军队来支援。我们教会一位医生就曾被陷在两次塌方之间：他开车前进时，遇见塌方，倒车回来，又遇一次塌方，因而被困三天。
就是在这样的乡村条件下，第一批安普琵琶尔村传教团来到此地，有农业专家、有教师、有医生护士。在1950年代，外国人初被允许在尼泊尔工作。当时这个国家有两项急需而难办的事：教育和保健。山村中简直没有学校和医药设施。其次的需要是：在人口稠密的农业社区改良农作物。因此，国王陛下政府批准新成立的美国传教团在尼泊尔开办学校，设立诊所药房，并在内地几个地区实施农业改良计划，其中一处地区是廓尔客的安普琵琶尔村，离加德满都60哩----乌鸦能飞到的距离。
开头，我们传教团在安普琵琶尔村开展一项社区服务计划，包括教育、医疗及农业工作。首先建立了一所学校，马到成功；然后资助一个沙斯卡屈旺(Saskachewan)的小麦农民开办一个示范农场，向村民们介绍新的庄稼和新的肥料，提供种子和果树苗，为村中母牛配种良种公牛。许多年来，除了政府将农场关闭一段时间外，这个农场的工作不断拓展，包括育林绿化、修筑水渠系统、营养工作和农业推展工作。在开辟农场的同时，传教团开办了诊所药房，配备了两名教会护士。不久她们因病人增加忙不过来，请求教会派一名内科医生来支援，从而可以治疗严重疾病。一个一直在加德满都工作的加拿大医生海仑．赫士顿(Helen
Huston)响应了呼吁，于1960年迁到安普琵琶尔负责这一诊所。然而增加职工只会增加工作的负担。在两年之内，海仑医生和她的两个护士每年竟看治了两万多病人，其中许多人还需要住院治疗。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海仑作出计划建设一个小型医院，它于1970年开办。同年，我和辛西亚来到尼泊尔。我们很荣幸而愉快地分担了初创和发展的辛劳----也像它分担了我俩的辛劳一样。 |
| 二、兔唇与白内障 |
麻疯是尼泊尔山区的主要保健问题，这从来院病人的症状中可见一斑：白斑、红肿块、手足瘫痪、手指脱落、脓疮(真可怕的脓疮！)----这不过是部分麻疯并发症状。有一个从邻近西藏边境来看病的十七岁少女，她走了十天才到达，这个距离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只要五天就够了。她为何走得这样慢，只要看她脱下牛皮靴露出的一双烂脚就明白了。她双脚长满烂疮，肌肉已被第二度感染烂掉，这是麻疯初期溃疡的并发症。肌肉都烂在靴子里，这十天肯定没脱过靴子。当她一脱靴子就冒出一股令人不敢吸气的恶臭。这双“尊足”居然能创造奇迹，住院一月就几乎痊愈了。
这年轻妇女只能说西藏话，通过她母亲用尼泊尔话翻译，我们才能和她交谈。母亲很精明，说一口流利的尼泊尔话。我们问是否村民们害这种病的人很多，她答说有相当多的人如此；但大多数这种病人没钱来医院看病。即使能勉强来，也没钱雇轿夫抬送。母亲决定和女儿赶快出院回家。我们劝她们留下，因为脚尚未痊愈，再走8--10天的路，可能使医治效果付诸东流。但母女坚持出院回家。原因不仅是由于没有钱，而且也由于暖季即将来到，她俩怕在酷热的旅途中中暑死掉。
医院同工们也常见骨折病例。大多数是由于从树上掉下而骨折。有一个中年病人由于爬到高树上采摘给山羊吃的树叶，树枝突然断裂而掉下地来；当时他感到背部生疼，而腿古怪地刺痛。他勉强走回家，躺了几天，不见好转，于是决定来医院看病。他没有亲友护送，只是独自一人来，因为此时正是收割稻子的农忙时间，抽不出闲手陪送，更找不到轿夫。当我刚看见他进来，以为他是喝醉了，一蹦一跳，活像一只用线牵动的木偶；他双脚弹跳，似乎鞋子里装着弹簧，可是他脚上根本没穿鞋。当他走向我时，我以为他要从座位上高高地弹射过来。他一脱下内衣，我马上就看出他的“秘密”所在。他的背脊骨断了，折成可怕的40度折角。他稀奇古怪的步法是由于腿部不由自主的加速反弹所致。这是一种不祥之兆，预告由于脊骨受到压力很快就要瘫痪。一天的路程他苦苦地跳了四天才到，自然毫不足奇；一个背脊严重折断的人怎能这样折腾！
我告诉他必须住院治疗，但他挥动双手，说他决不能住院，因为没有“Seathi"(朋友)陪住做饭(此地习惯)；他还得留了钱作回去的盘缠；而且，他这次来院的原定打算，是打一次针，拿一些“mollish"(一种薄荷气味的凡士林)回去擦擦背就够了。但当我指出如果不住院就这样走回去，不等到家他就会完全瘫痪，这才不太难地说服了他。住院后，他日见虚弱无力，就更相信我的话。因此，他就成了我院许多慈善赈济病人之一，不仅医药免费而且供给食宿。
我一直为他担心，但他很快好转，十天治疗使他的背部不疼，腿不弹跳。但一当他觉得好起来，就坚持要回家。不管我们如何解释、恳求、吓唬、继续给予免费----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服他留下来。我们只好给他裹上石膏护身以维护尚未痊愈的背部，不得已送他上路。我们不安地猜想：很可能一到家，他就脱掉石膏护身；而下一次见到他时，可能已完全瘫痪。但他再没来，这意味着他可能已全部康复，也可能还没好。不管是哪一种可能，他绝不会长途跋涉来医院了。
当然，在尼泊尔进行矫形外科治疗不止限于背脊断裂的病例。我们曾诊治过碎裂的脚趾和头骨。不久前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倒栽葱从树上跌在树下尖利的岩石上，头骨遭受复杂的碰裂。他受伤十天之后才送来医院，人事不省，流出的脑浆在脸上结成硬疙瘩。但后来他竟完全好了。
树不是尼泊尔人骨折的唯一祸因。这里有数不尽的悬崖峭壁，它们也给我们医院带来不少的“照顾”----除了失足栽到谷底一命呜呼的不再送医院。一天午餐时，我亲眼看到两个坐在里格里格山悬崖边的年轻妇人，由于岩石突然塌方，从三十尺高处摔落下来。我听到她们尖声叫喊，立刻派担架把她们救起来。一个只摔断了一条腿，经过包扎治疗送出医院；另一个面部严重破损、下巴裂开，我们不得不用金属丝给她缝合。这悬崖峭壁够我们受的了！
在尼泊尔造成骨折的另一独特原因是一种经过改造的阜氏转轮(Ferris wheel)，尼泊尔人称之为“Ping"(频转)。转轮的轴由两个木桩支撑着，转轮上安放四个木制座位。在秋天节日的那个月内，几乎每个村庄都装设一个这样的“频转”。有一个小伙子被旋下来双手张开插地，两腕骨折；一个女孩伤得更重，头发绞进转轴，将整块头皮连头发拔掉。这样，在这里就用不着汽车车祸来给我们医院的伤亡部门增添“热闹”了。
更头痛的病例是妇女的产后并发症，这在不发达地区是常见的。每年有几十个产妇，在家中苦熬几天，严重到不得已才送来医院。我记得有个十八岁的产妇，由于难产，在家中已熬不下去，才由家人送来。婴儿已露出头来，窒息发黑，已坏疽死掉。我将婴儿取出，发现妇女整个盆腔严重感染，扩及膀胱、阴道、直肠，大小便不断失禁。
在院几个星期内几次濒危，这是头产。丈夫也是十八岁，对她异常爱护体贴，为本地丈夫中所罕见。她被迟迟送医并非丈夫的错。丈夫原本打算早送医，但在尼泊尔做媳妇的一切由婆婆作主，做儿子的只得服从母亲的处理。婆婆在做媳妇时受够了苦，现在轮到她在自己的媳妇头上行使权威，她得享受“人生”，媳妇得“劳累、服从”。婆婆认为送医院太费钱而且不方便，一直从中作梗，丈夫对此一筹莫展。一直到了熬不下去时，婆婆才发慈悲答应送医院，但又因一时找不到轿夫而再度耽误几天。妇女生产被认为“不洁净”，按风俗得进行“净化”的费钱的仪式。即使找到轿夫，抬产妇也需付双倍的脚费。产妇病人为何过晚才送医院也就不必奇怪了。
这个年轻产妇住院的头几天，亲友细心陪护，但一当知道她以后将不能生育，就再无心情来院看顾她。年轻丈夫显然深为医院医护人员对她妻子的热心看顾所感动，并不像一般本地丈夫，把这种不能生育的妻子视为废人而予以离弃。他仍然单独一星期一星期地伺候着她，钱用光了，就去变卖财物来偿付医药费。此后，医院给予免费，教会也补助其饮食。考虑到这个妇女的凄凉前途，还要再做几次手术和再住几个月医院，我们医护人员经常捉摸应该如何积极(甚至很破费)地治疗她。
然而，随着时间的拖延，丈夫显得越来越沮丧，他觉得妻子的苦难似乎没有尽头。六个星期后他终于把她接回家，虽然她仍然虚弱而十分疼痛。不管怎样，她一直显得微微地在好转，我们甚至开始希望她会熬过去。但是，事与愿违：她在家苦熬了几个月后，终于逝世。这个悲惨结局不过是经常发生的悲剧之一。
尼泊尔人认为外科手术是最特别最可怕的治疗方式。他们乐于吃药丸，多少年来一直如此。他们也愿意注射，相信有特别疗效，这是从他们挨扎针的疼痛中获得的体验。有人走一天路来医院就为了一次维他命注射，许多病人都要求扎一针，生怕我们忘了这一针的处方。用柳叶刀挑破疖子他们也愿意忍痛，因为根据他们的日常经验，恶脓去掉，热痛自消，伤创就好了。
但是，外科手术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曾设法让人愿意接受外科手术，为此必须与几种普遍的偏见较量。一种偏见认为“巫婆”会通过手术刀口进入病人体内把他“迷”住。另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病人经过手术，以后再不能背负重物、不能生育、不能吃肉、也不能再从事其他许多重要的事和娱乐活动。但逐渐地上述迷信得到克服，因为越来越多经过手术的人，并无上述迷信所预言的恶果。尚存的主要障碍是手术费用较昂贵。大多数尼泊尔人认为外科手术费用太贵而裹足不前，哪怕一次大手术只收十二美元也感到付不起。对那些生产能力低的社会成员，如老人，则更是如此。一个普通的家庭付不起一个无劳动能力的成员的手术费，尤其是对那些他们自己认为不动手术也会好的创伤。
又一种常见的不幸是：许多老年人由于白内障失明，孤寂地坐在暗屋角里终其晚年。有个六十岁的老人不仅由于白内障多年失明，而且耳聋。世间事物大多对他封了门，只除了还有两个儿子的孝顺和关爱。儿子们听说我们能治白内障，特别陪他走了两天路来医院就医。但老人一来就声称绝不接受任何外科手术。我们对这病人感到很棘手，因为只有通过他两个儿子，才能和他沟通；儿子们只有紧对着他的耳朵尖声喊话以便他会意。老人既固执又易发脾气，更有甚者，为了弥补他又瞎又聋的损失，为了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而且，也许仅仅为了自娱，对任何意识得到的主题，武断地大光其火，自然也包括对即将被交在“医院里这班人”的手中受苦的事。
最后他总算勉强同意动手术，但一到手术室就翻了案，声称上了当。儿子们竭力使他镇静下来，反复说服他接受手术。这次手术对病人本人和对不断跟他“讨价还价”的外科医生来说都是件毛发竖立的可怕经历。割除白内障是件“细活”，在安普琵琶尔医院一向用局部麻醉；怕全身麻醉对老人可能引起危险。因此，有必要让他的一个儿子坐在他身旁，以便在耳边可随时尖声传达医生指示，阻止他坐起、扭动、摇头而妨碍手术的进行。起初手术还进行得令人满意，但刚到关键时刻，忽听见“砰”的沉重的坠地声，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儿子紧张过度昏倒在地。只好请他的另一个儿子来接班，可这位看见他的兄弟被抬出手术室，竟吓得不敢进门来。
老人一见自己被单独留在医院的“行刑者”手中，愈加拼命挣扎。首先他说渴了，要喝水；接着又宣称窒息得出不了气，只好请另一个助手掀开盖住他鼻子的布；接着他又嚷着要回家，要我们赶快将捆他在手术台上的绳子松开。当我们拒不理他，他就用尽力气，又骂又叫，杂以威胁和“最后通牒”，反复责骂两个儿子无耻地把父亲离弃在这里。不管他如何又扭又动，我总算把他一只眼睛的白内障剥除掉了。(自然，我真不敢再割除他另一只眼的白内障了)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手术取得圆满成功。当老人睁开那只眼，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的两个儿子和周围的事物，心情大变，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和医生合作得很好。
我们医院还诊治了许多先天畸形病症，从畸形脚到畸形膀胱，五花八门。有些成年人的畸形脚很厉害，竟用踝骨代替脚后跟走路。一个三十二岁的妇人天生膀胱外翻，膀胱开在肚皮，象一个发光的木莓悬挂在耻骨上。多少年来由于害羞，她只好女扮男装。当我们初见她时，她凄惨、孤独、抑郁，衣服散发出恶臭。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出奇的整形外科手术，更大的成功是我们恢复了她在社会上的妇女原形。
另一种满意的外科手术是治愈“兔唇”。这也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丑陋畸形，如不及早矫正，鼻子和口形将逐渐歪扭，当小孩发育成人，其上唇和鼻孔必扩大成奇形怪状。由于尼泊尔这地区过去没有治兔唇的外科医生，所以来院的兔唇病人，都是成年人或大龄儿童，已发育成丑陋的面形。
我在安普琵琶尔医院的第一个兔唇病人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她这副“尊容”，父母难以把她嫁出。根据一对传教士夫妇(格雷及芭芭拉．谢伯特)的意见，她父母把她带来医院。她父母原来不愿走这么远的路到这座从未来过的医院，女孩本人也对手术担惊受怕。最后，经传教士夫妇答应陪伴他们来才决定来此就医。
女孩的兔唇已在里外留下疤痕。她表情不快、畏缩、不安，对生疏的东西都感到害怕，稍受刺激就阵阵尖叫。母亲自己也担惊受怕，因而谈不上去稳定女儿的情绪。他们来前应早知道必动手术，但事到临头，仍感惶惑不安，经再三说服才算接受，条件是：传教士谢伯特夫妇必须在医院陪伴到底。
我自己对兔唇手术也是初次尝试，心存疑虑，但没在病人面前露这个底。不过，我有一本书指示这项手术的做法。实际上，我已不止一次诊治过我从未见过的病例，兔唇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类似的情况。我早几年在安普琵琶尔医院动过的半数手术皆为头一次看到的病。这可谓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个实习的好机会，但对病人来说却并非惬意的事。
主要问题倒不在于我缺乏经验。缝合嘴唇很简单，甚至你可教会一个猴子去干。问题是“麻醉”。我的书本指出，兔唇必须使用全身麻醉，必须使用乙醚(ether)。然而，在本医院能进行全身麻醉的医务人员仅有一个人----化验室的印度化验员，而且是他的“副业”。不管是否“副业”，这次算是他为兔唇病人进行的最后一次乙醚全身麻醉。“麻醉”被形容为既“腻味”又时有“恐怖”的延续好些小时的过程。留在你记忆里的常是“恐怖”。而这次手术的麻醉，使我们的这个实验员太吃不消，令他谈虎色变。
手术起初进行得够顺利。经过四位助手短时间的“奋斗”，把女孩控制安定，让她麻醉睡去。但是几分钟后，她的喉咙突然痉挛起来，就象被泡泡糖(bubble
gum)的胶块堵住了气管。她极力呼吸但吸不进空气，脸色憋青，心脏跳慢。化验员急得发毛，把我从邻室中叫出来；我正在查阅我的兔唇书本的有关章节。听到告警，我急忙为病人插入插管，帮助呼吸，才算度过这一危机。
缝合进行得顺利。当我缝最后几针时，正在庆幸手术成功，只要一抽出插管，手术应该说完成了。乙醚的劲已过去一些时，女孩开始醒来。我想在她醒后咳嗽和作呕以前抽出呼吸插管，以免她把我花了两小时才缝合的伤口绷开。然而当我一抽出插管，她的喉咙就抽起筋来。有些人对乙醚过敏，这女孩就是一例。对她这种情况，我们把插管抽得太早了一点。早知如此，即使她咳嗽和作呕也算不了什么，宁可慢点再抽插管也不迟。到现在要再插入插管，势必把刚缝好的嘴唇使劲撬开，难免把伤口绷裂。即使我们敢再次使用乙醚麻醉，但作第二次缝合，简直是一次灾难。
我无暇多思考。女孩又脸色憋青，越来越青。我心中闪出一句俗话：“手术成功，病人气绝。”一念及此，我立刻脱掉手套，撬开她的嘴巴，重新插入插管，此时甚至化验员说已感觉不到脉搏了。然而当我将呼吸袋揿了几下，女孩的心脏就迅速恢复跳动。当我和病人刚吸上一口气，我就赶快查看她的嘴唇。一切无恙！一针也未脱。
我们第二次取出插管时，病人已完全清醒，没发生任何问题。当我走回住所时，想到谢伯特夫妇和辛西亚一直在等待着我的消息，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前赶，要尽快地告诉他们这次的兔唇缝合得有多棒。
一边走着，一边回想我这次多么幸运。在第二次匆忙将插管插入收缩的喉咙时，竟没有碰断刚缝合的线，而保持嘴唇完好。当我到家时，辛西亚和谢伯特夫妇刚做完祷告；他们在手术过程中一直在祷告。这极不平常，虽然我们经常为病人虔诚而重复地祷告，但从未在手术的整个过程都祷告。是否在开头，他们就已觉察出我缺少把握的疑虑？或者这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在危急中参加祷告对这次手术成功起了很好的作用？不管是哪条理由，我的内心知道我的幸运来自何方！
病人也很高兴。如同那老年人的白内障剥除成功一样，这次整形对少女社会人格方面的影响比手术本身的成功更值得庆幸而喜乐。我将不会忘记，当女孩回到家中第一次看到自己面貌变化所感到的喜悦。这种心灵的喜乐比嘴唇的康复更宝贵得多。 |
| 三、气球人与其他故事 |
据估计，在应该就医的三四人中，只可能有一个人来我院就医。只要我们到外围的村庄走一走，由于我们的拜访，就可能使他们下决心来我院看病；由于亲眼看见了医生，觉得医生并不是外星来的怪物，甚至能说尼泊尔话，了解他们的疾苦，疑虑恐惧就可以冰释，就有人敢来和愿意来看病了。
在离我院约一天路程的一个村庄，我遇见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在六星期前受到30%的烧伤，伤及整个胸部、腹部和一条胳膊。这孩子瘦成骷髅样，发烧和疼痛几乎把他毁了。根据当地习惯，一遇发烧就禁食，对烧伤则用干叶末拌牛粪抹伤口，这是村里的一个“Practitioner"(本地医生)的建议。烧伤面积这样大又经过这样的土法“治疗”，居然熬到现在还活着,但现在已经临危。
我竭力劝说他父亲赶快送他去医院治疗。我曾见有的病人在家一直到病危时才不得已送医院，经过路途跋涉颠簸，往往到院当天就一命呜呼；以致医院几乎被人们看作送死地而不是康复处。不管怎样，我在这村子里没法医治这个孩子。我告诉他父亲，他如继续呆在家中很难保命，只有赶快送医院，还有一线希望。
我的建议招来许多村民到他家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关于是否听这个美国医生的话，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激烈而冗长的意见。尼泊尔乡村的风俗习惯，一家的最重要的决定，须由村中集体而非个人作出。因此很自然地，这父亲耐心倾听乡亲邻居们各抒己见。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彼此意见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的意见也随时改变，首尾矛盾，可能后来他竟谴责自己先前积极提出的意见。本地的主管“Pradhan
Panch"也加入讨论，时而赞成这边时而赞成那边，可能他哪一边也不赞同。竟然没有人对别人或自己的互相矛盾的话感到困惑。出乎我的料想，最后竟然“爆”出一个一致决定，这父亲应在第二天送孩子去医院。我内心叫苦，医院必须再一次面对这一临危病孩的“考验”。
第二天黄昏，孩子送到了医院，挨过了路途的颠簸。我们立即清洗他的伤处，加强他的饮食。在最初几天，孩子几次濒临死亡，但在第一周周末竟逐渐康复。不过，父亲没料到烧伤要那么长时间来休养复原，等了几周后，他不耐烦起来，要把孩子带回家。如果任他这样做必致前功尽弃。经过说服，终于把他们留住。经过六个星期的治疗，包括全面植皮，孩子完全康复。这个孩子的治疗效果，从此改变了村民们对我们医院的态度，再也不必花费两小时的时间来辩论应否送医院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医院的每一次医疗成功就等于为近代医疗作了一次广告。逐渐地，一村一村地，人们对外国医院的成见或偏见得到冰释。
在尼泊尔另一难治之症是肺病。此症不同于其它的传染病，因为它的疗程要延续好多个月，这个长疗程的概念对尼泊尔人很生疏。他们认为任何病一次疗程不过数日而已。当病治疗后有所好转，就停止吃药。有不少病可能顶得过去，但肺病则不然，肺病按发会比以前大为厉害。治疗肺病的最大障碍是如何说服病人坚持十八个月的疗程。为此，我们提出几项鼓励办法，例如，医药免费、医药费打折扣等；美国教会和美国朋友们也捐助特别基金以减轻贫苦病人的医药费用。不管怎样鼓励，仍然很费力气来说服病人长途跋涉按时来院换开药方和继续服药，尤其是当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因此有许多病人干脆中断疗程不来了。而几个月后再来看病时，就比开始治疗时严重得多。
有个叫桑塔．丹玛的严重病患者来院看病时，我们首先问他是否来医院治疗过，因为常是中断疗程而复发的，果然他的答案也是如此。他一年前来治过，疗程应该是十八个月，可是只过了四个月，觉得有所好转，就中断了，不来了。
现在，八个月后，桑塔眼窝凹陷、身体干瘪、上气不接下气，勉强能站立起来，比开始治疗时加重了许多。他由村中的亲友送来，亲人就只是他妻子，一个头脑有点糊涂的年轻妇女，正奶着两个婴儿，我们不久就发现其中一个也患上肺病。他妻子不仅畏缩而不能干，而且弱智。确实，要治好这一家子的肺病，希望真有点暗淡。
桑塔的左胸腔满是脓，左肺萎缩成拳头大的坏死组织。我们插进一根胸管吸出了两夸脱(quart)的脓，但通过管子从那坏肺仍不断地漏出大量的空气来。通常，这种漏气现象不几天就封口，但桑塔例外，漏个不停。我们只好每天插进管子，可是一周一周地仍然在漏气。在这段时间，我们采取加强抗肺病疗法，增补饮食营养及其它保健措施，目的在助其抵抗致命的感染。
从第三周开始，坏肺的气除漏至胸腔外，还溢出管外，渗进胸部、颈部、面部的皮下，逐渐把他吹鼓成一只癞哈蟆的形状。使桑塔难受的，不仅是外表的“尊容”，而且是感觉到皮下似乎满是碎蛋壳。这种症状，医学上称为“皮下肺气肿”，是一种罕见的肺病并发症。
这种症状使医生棘手，更使病人受罪。一般地这种膨胀会自动抑制和消失，然而，桑塔的膨胀不但不停止，反而越鼓越大，眼皮也肿成一条缝，眼睛由于睁不开而看不见了。他妻子见到他这副模样，一清早，吓得带着两个婴儿跑回家了再不回来。我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医生朋友，他们都难以置信。漏出的气继续在皮下积聚，一直吹鼓到全身----达到脚趾甲！他被吹鼓得像麦西(Macy)感恩节游行时的一个氢气球，似乎要从床上飞起来。连他的眼结膜也从鼓胀的眼皮缝往外鼓出一寸----充满了气泡。他的外貌已鼓胀成非人的怪物。这时，突然好像有人打开他身体里的一个暗藏的阀门，气全被放出来，“气球”一下子扁了，像脱了水的解剖室的尸体，回复他刚到医院时的干瘪样子，不同的是皮肤更加打皱。
经过继续给桑塔排气，他的病情一般有所改善，虽然还有气和脓从胸管排出。不过有一天，他突然又要出院回家。也许因为他不耐寂寞，或者由于他吃了某种药产生的误导。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天清早，他从床上爬起来，沿着通向门口的长廊走去。由于排气管还钩在他胸部，他只好拖着排气瓶走；当他登上前面的台阶时，把瓶子撞碎了。幸好在他走出大门前，被医护人员发现了，被强迫弄回床上。可是这样一来，得时时有人看住他，从而给我们医院长期负担过重的医护人员又增加一项负担。似乎他总会逃之夭夭，一去不返，只不过是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而已。
但桑塔使我们惊奇，他突然变得很听话，而且变得与医护人员很合作。后来查明，原来是服了某种药物引起他的行为失常。一旦停止服用那种药物，他就恢复正常。这时，我感到那条胸管排气排脓不够用，于是决定打开他的胸膛，并且取掉一条肋骨，让气和脓痛快排出，以减轻感染。我是用局部麻醉进行这项手术的。
原应当是左肺占据的那部分胸腔，现在成了一个豁开的洞穴，在洞底可见到心脏在慢慢跳动。接近萎缩而纤维化的肺根处，有一小孔，从小孔由一瘘管通至气管再通至口腔。这就是他漏气流脓和不断感染的所在。我从旧的布单上撕下一些布条，经过消毒，塞进胸腔，以堵气吸脓，足足塞进了有两个火鸡大小的布条。
经过上述处理后，桑塔真的好转起来----只不过他伤口的臭气使他开始有些倒胃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周为他换一次塞进的布条。经过两个月后，这个空洞还未开始长满。这时，桑塔已康复得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允许他出院但严格约定每月需回医院换一次塞布。
几个月来，桑塔遵守约定，虽然每次在山路上跋涉一天也确不容易。我们劝他把害肺病的婴儿带来治疗，但他妻子不答应，怕孩子也会鼓胀起来。此后，他不再来了。我们去信催他，也无回音。一月一月地过去，我们逐渐把他淡忘。但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健康而结实。他高兴地见到我们正如我们高兴地又见到他一样。这些日子，他曾经自己换塞布，用的是原来的布条，只不过在村旁的溪水洗净再塞。这次他来医院是为了换塞布，因为原来的塞布已破烂得不能再用了。他还告诉我们他曾在邻村取到药品。就我所能见告的，他的肺病已经痊愈，只是胸部还留着洞口，但这时只够塞进一只火鸡了。这点对他并不麻烦，洞口也不再冒臭气了。总而言之，他是不折不扣地好了。
桑塔的病例是否是一个复杂的例外？许多肺病病例可并非如此。肺病从来是伤脑筋的病，往往是致命的。肺病只是一种，但有一千副“面孔”。
比较起来，被熊抓伤就简单明了得多。这种病不会久拖，不会有几月的发烧、咳嗽、疼痛。只要一下子就完事。那些被熊攻击而幸免于死来到医院的，连最落后的村民都知道，对他们的伤没有别的治法，只有用针缝合，这项治法只有医院能进行。我们每年要治三到四次熊伤，熊伤的共同点是熊专抓面部。我经常诧异：这样强有力的熊爪子可以抓破麋鹿或驼鹿的厚皮，人的面皮比较起来就如同手纸一张！
我们医院所看到的一次最厉害的熊伤，是在某个星期天的早晨八点钟左右。这正是一年中最忙季节的一周中的最忙的一天。在前一天黄昏，医院接纳两次急诊，已把医护人员累坏了。清早我刚轮值，护士长就请我去看一个病人，他在五分钟之前送来医院。躺在桌子上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面孔令人不敢细看。事实上，这块脸已不成其为脸。在应该是脸的地方，已经看不到“脸”的东西。所有“脸”的东西已被从面骨上撕下翻转过来覆盖在病人的颈部和胸上，那块翻转的“脸”挂在下巴下，倒像片长胡子，这“胡子”像在意大利面条酱浸泡过似的。他的右眼已经挖掉了，只剩个血窟窿瞪着。鼻子的有肉部分已经没了，只剩下两个鼻孔眼，上面蒙了一层粘膜。左眼球完好无缺，但下眼皮已被撕掉，与面颊、嘴唇、下巴连在一起贴在胸膛上。生肉上粘满了尘土和污草。两排牙和灰白牙龈完全暴露。这小伙子除了一只眼在动外，全身一动不动，那眼无神地盯着我，毫无表情。他张开牙齿，漏出声音，说：“给我点水喝！”像从死尸发出的怪声。
夜半过一点的凌晨，他和两个兄弟一直在山上劈柴。他刚稍稍离开两位兄弟，突然一只喜马拉雅大黑熊向他攻击。两位兄弟听见他的尖叫，急忙跑来救助，发现他俯伏在地，熊跑走了。两兄弟跑了三小时路回家，叫醒父亲，集合乡亲邻居们赶到事故现场，发现伤者还活着，决定把他直接送往安普琵琶尔医院，由几个人跑到邻村借来灯笼和手电筒，因为要趁黑赶路。他们跑步前进，本来平常两个整天的路程，他们花了十四小时就赶到了----而且还在帆布椅上抬着这个重伤病人，摸黑跋涉。
医护人员看见这病人的严重情况，只好搁下其它的工作来抢救。手术组立即行动，一连五个小时，我们千方百计企图把剩下的东西能连成一张“脸”。结果出乎意料地满意：至少，他重新像个人样，即使缺一只眼和塌着鼻子。伤口未受感染，当我们动手术时，伤口已伤了一天，而且粘满尘土污草，能这样真是奇迹。
当面皮重新痊愈，但左上眼皮覆盖在眼睛上不能张开。除非分阶段进行复杂的“重建”外科手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建议“重建”鼻子时，已遭病人拒绝，当然也不愿再建能打开的眼皮。所以，不得已，我只好在他左上眼皮上开了个小孔，使他的左眼睛能从此孔看东西。从他来院，三星期后，他出院回家，带着严重残废，但还活着、健康、而且仍然能劳动，养家糊口。
这个小伙子的伤病治疗过程给我们留下很强烈的印象，比这过程本身更强烈的是那种感人的父爱。父亲日夜陪伴着儿子，老人一双粗糙僵硬的手，颤抖地温柔地试探着一口一口喂他饮食，为他洗涤鼻孔和眼睛。老父虽因劳动和年老累驼了背，一点不考虑自己的疲累，尽力看护着儿子；而且时时要看着这副可怕的面孔，这是他多么可爱的年轻的面孔！让我们永远不要认为：这些粗犷的村民，感觉不如我们敏锐，爱的感情不如我们深刻。别看他们有时似乎显得冷漠，这只是他们对来自命运路上频繁的不幸与忧患，学会了“逆来顺受”。
我记得有一天，一位父亲带着个十岁的儿子来看病。儿子几周前被尼泊尔乡村数不尽的流浪狗之一咬伤。儿子看样子大体正常，但想咽东西时，面孔就不自然地扭曲成怪模怪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住他。我们给他一玻璃杯的水喝，但当他举杯到唇边，就开始窒息作呕并流涎不止。他的头和颈不由自主地扭曲，不能说话，只用眼睛表示他所受的痛楚和恐怖。他已经传染上狂犬病(恐水病)，对此症迄今尚无疗方。此症可以预防，即在未发病前注射抗病血清，一旦病发作起来，就什么也无能为力。事实上，一般狂犬病者几天内必然死亡。
我只好把这位父亲和陪送的乡亲们请到另一房间，告诉他们这孩子病的真象。这消息并不使他们惊奇，他们早猜想会如此。仅在几天之前，一个有同样病症的孩子已经死了，也是这条狗咬的。的确，他们对狂犬病比西方医生还熟悉。大多数西方医生少有机会见到它，并不是所有医生必须见到这种可怕的病。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这种病的受害者被一阵阵无情的抽搐折腾着，但仍然不丧失知觉。医生和家人只有呆在一旁束手无策----而且不能和病人太靠近，以防病人在大发作时狂抓狂咬，将这致命的病传染给被咬的人。
当我告诉他们对这孩子的病我们无能为力，他们必须立即将孩子带回家去时，父亲和同来的亲友毫不动情，互相间讨论了一会儿，很象他们坐在茶馆里讨论一袋肥料的价格。在参加他们的讨论中，我借机会和他们谈谈狂犬病的预防问题，提醒他们政府已通过法律要求地方当局(panchayat)根绝所有流浪犬(在印度教的国家里，认为一条狗可能是某人已故的伯父、伯母、叔父、婶婶、舅舅、舅妈的轮回转世，所以捕杀流浪狗，必然遇到阻力)。这时，这位父亲询问我：他还能为他儿子做些什么？在他死前，他应该怎样照料他？他应该给儿子吃喝些什么？或哪些东西不应该给他吃喝？他从容不迫地询问这些细节，似乎谈到某个别人的儿子似的。由于我正一心考虑如何追踪流浪狗和预防新的狂犬病发生，于是，我不得不提醒他：最好不要让别人接近他的儿子，因为当病孩子狂犬病恶化时，会乱抓乱咬，把病传染给别人；所以最好把病孩子单独锁在一间房间里。(我差一点要加上一句话：把他当作一条疯狗一样。)虽然我抑制自己，没说出这句话，但其效果等于说出一样，要收回这影响，已经太迟了。
父亲听到我这样说，惊恐地瞪着我，似乎他不相信我的话的真意。于是，他先前的镇定立刻消失，当这残酷的事实突然在他面前“破晓”，他才明白：他不仅要失掉他的儿子，而且在他临死前都不能接近他、抚慰他！父亲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地趋前抱住了我，身体因被抑制的哽咽而颤抖着。旁边的人们也为他感到不安，低头不语。父亲抬头看着我，只简单地问一句话：“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没办法！”我说得斩钉截铁，虽然力求温柔而同情。对这父亲来说，我----一个医生----是他最后的希望。但如何使他明白，归根到底，只有上帝是他唯一的希望？也是一位医生的最后的希望。怎样使他区别这点不同呢？当我呆站在那里抱持那位父亲，我默想着：我们两人都同等地无能和困惑，而只要我主耶稣恩赐一句话，这孩子就可立刻起死回生！
并不是我所看的一切病都是这样戏剧性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视大量病得不太严重的病人身上，并未引起我们太大的注意。在我们诊治那些病人的时候，我们才痛感：我们虽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多么欠缺爱，而如果欠缺爱，则我们的施医用药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
| 四、瘦人 |
一天，有一个我从没见过这样瘦的人来院看病。他瘦得出奇，不仅缺乏肌肉，而且皮包骨头腊黄光溜，令人看了毛骨悚然。他前臂的皮都陷进骨缝里，下腹部深深下陷，可看见皮下跳动的动脉和突出的背脊骨。我甚至可以摸着他骨头的纹理。
亲友们从邻区偏远的村子抬送了三天山路才到医院。他只有45岁，但看起来像70多岁，总算还活着，连打开眼皮转转眼珠都很费劲。他躺在诊床上一动不动，只缓缓地咯咯地呼吸。双腿从诊床上下垂一尺多，全身约6尺多长----在尼泊尔当地人中算是个例外的高个子，因此更显得又干又瘦。
伴随他的亲属是他前妻的两个儿子(前妻年前因难产去世)，以及续弦的妻子，是去年新娶的，一个面容可怕的年轻妇人。陪送他的大批人员是乡亲朋友，主要是来医院为自己取药，顺便也表示他们对这个垂死病人及其家属的关怀。
我问他两个儿子他爸是怎样的症状，他俩告诉我：一年多来，他吃喝什么就呕吐什么，吃完一顿或两顿然后吐个精光，吐出的东西可以辨认出就是他前几天吃进去的东西。他一月之内只大便两次，大便像石头子一样，来医院前已经有一个月没大便了。
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挤上前来告诉我：这病人的病谤是欠吃“冷性”食物。其他陪送的人也点头称是。其实，他吃什么吐什么，不管“冷”也好“热”也好，即使现在喂“冷”食也不管用了。他们说，抬他来医院是为了给注射“冷”性的药。只要给他扎一针急需的“冷”针，他就会好。
我说，我认为这不是症结的所在；就听见这群人中的某一人在窃窃私语：“瞧，我早告诉你们这西医不了解我们的病，他来自异国他乡。”
尼泊尔乡下人认为：大多数病都由于体内“冷”、“热”两类要素失去相互
所有的饮食都由他们划分为“冷”、“热”两类，通常凭常识决定。调料(辣味)定为“热”，酸奶定为“冷”；未成熟的水果“热”，成熟的水果“冷”。但其他饮食很难确定其冷热。如：蒜为“热”，洋葱为“冷”；鸡为“热”，鸭为“冷”；母黄牛奶为“热”，母水牛奶为“冷”，据说因为黄牛比水牛喝水少，其体内的水份也相应地少，因而其奶也与黄牛肉一样定为“热”。依此类推，这位病人体内的液体肯定很少，已经干瘪成椒盐饼干一样，自然其病必属于“热”病，其治疗之法是急需补“冷”食，然而，随食随吐，已经许多月了。奈何！
这些医药“顾问们”围在病人诊床，议论纷纷；我料想，无非说的是注射“冷”药的主张。我不久就诊断出这病人害的是严重的胃溃疡，由于惯吃辣椒食物和“热”性的阿斯匹灵药物而加剧。为了因势利导，在这个具体病例，不妨顺着他们的“病理”，用“减少”热性食物和药品的办法来治疗，以便减少他们的阻力而恢复我们医生被误解而受损的“威信”。对病人检查后，我发现两个异常情况：其一是：其肚脐周围有一丛皱缩的伤疤，有的疤还润湿有液体，显然这是烧热的铁棒烙出来的，这是村中土医生治腹痛的通常疗法。第二个异常情况更令人注意：腹部鼓胀的胃剧烈搅动，其蠕动的波动，从左至右，横过身体，明显可见。这说明：一个密集结疤的溃疡已经缩小了胃肠间的通道，只能容许一点点通进肠子。这病人显然处在饥饿的后期。
唯一的疗法是外科手术：必须在胃及接近胃的小肠之间建立新的通道，以绕过胃肠间的溃疡疤的阻碍。这项手术可用局部麻醉进行，在手术之前须让病人有一周的准备，如果他能活过一周的话。他需要大量静脉液，如果他能喝下牛奶那就更佳。但是，即使充分准备，对一个这样衰弱的病人进行外科手术将会是极端冒险的事，我并未期望他们真让我动手术。
当我检查完毕，我转向围着的亲友详细解释病情和我的建议。经过片刻的静默，灰白头发的老人(他似乎是他们的发言人)开口了：“假如一次手术可以治好他，就动手术吧！如果不行，我们就把他抬回去。”
这是通常的反应。我就说：“这手术对病得这样厉害的人确是极端危险的。手术可能不成功。假如动手术，病人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存活；假如不动手术，他就活不了了。”通常经过医生这样声明就可立刻解决问题，而倾向于将病人带回家。于是，来了一场长时间的讨论。参加辩论的人衡量了各种可能想得到的因素，但却不让病人本人参加意见。他年轻的妻子也无份参加讨论。从我提到手术问题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不断地号啕痛哭，这哭声有对她丈夫的爱，而更多的是对可能成为寡妇的恐惧。对一个尼泊尔妇女来说，守寡是最坏的命运，这意味着失掉家、土地、甚至朋友们。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无子女的寡妇，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任何尊严。在某种意义上，还会被认为是克夫的原因，这对她的家庭和她本人都是丢脸的事。寡妇不许再嫁。总之，一个寡妇将面对终身无人安慰的愁苦和穷困。这个少妇还不到20岁，毫无疑问，她应该为其夫死后的前途担忧。
最后，病人本人以微弱嘶哑的声音宣称他宁死也不愿再这样回家，他说：“快动手术吧！我死就死，我活就活！”一场讨论就此告终。
这一宣称似乎使每个亲友都满意，除了他的妻子，她再度爆发新的高嗓门的痛哭，泪如雨下。亲友们联成一鼻孔出气，痛斥她不要捣乱，然后都走了，只留下病人和他的哭泣的妻子在病房里。
于是，我们赶快为他输进12瓶静脉点滴，病人情况显著改善；他灵活起来，开始对周围事物发生兴趣。我们设法让他喝牛奶，但喝什么都爆炸式地吐出来，弄得邻床的病人为之困扰。经过第一天，似乎没有改善，到第三天若再延迟手术似乎毫无意义。因此，我们从他鼻子里插进一根大管子通到胃里，把管子连在吸液器上，为的是把胃液吸干好动手术，并告诉他妻子不要在动手术前再喂他什么，他的胃必须空着才好动手术。我计划在第二天动手术。
手术进行顺利，除了胃里充满了两小时前吃的饼干。他妻子后来告诉我：“他饿了，而且，当你告诉我不要喂他时，我以为只指的是饭。”不去管这些饼干，我迅速建立胃肠间的通道。一小时后，手术完成。
我很惊奇，这瘦病人居然没有任何困难地挨过了手术过程。当晚他兴高采烈，也许这是这些月来第一次。第二天他第一次进食，没有吐出来。第四天，他的胃口简直好得无比，大吃大喝，似乎拼命弥补过去的损失。他妻子为了给他做饭而忙得不亦乐乎。无论何时见到她，她都向我们微笑打招呼，过去的悲泪为喜泪所代替。第七天伤口拆了线，一位亲属来医院询问病人情况，我们叫他带话回去：下周派四个轿夫来抬病人回家，他快好了。
这位亲属听了对我说：“你是我们的菩萨(bhagwan)！”这是每次手术成功后，人们对我们医生的普通赞誉。我们常要再三否认这使我们不敢当的恭维。
手术后第八天的半夜，病人趁人熟睡时，悄悄起床，站起来，走出房，全身横倒在混凝土地上。助理护士和清扫员发现他，赶快把他搀扶回床上睡下。他妻子在病床边长凳上睡着，没有惊醒。两小时后，病人由于脑溢血死亡。
我记得，当时我呆呆地站在病人床前，垂头凝视病人面容，多么健康，比他刚来医院时完全两样(即使他已死亡)，面部已丰满起来，眼睛再不下陷，我几乎希望他真能睁开眼皮看看我。他不会是真正死了，我以为在做着噩梦，但不是梦！
我们让尸体留在床上，不敢移动他，生怕惊醒他的妻子，宁愿让她愉快地睡到天明。假如她醒了发现他死了，她的号啕痛哭会惊醒整个病房的人。而且，天明了，会有更多的人来安慰她。黎明，妻子醒了，见丈夫安祥地躺在床上，她悄悄起来，出去为他做早点。当我来病房时，她刚转回，端来一盘蒸好的饭和一碟蔬菜。她看到我的脸色，觉得有点不对头，忙放下饭菜，跑到床前，揭开被单，……好长时间，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眼中满含泪水，然后跪下来，将脸埋在丈夫翻起的手掌中，开始抽咽。
此后的两天，她一直在停尸房外守灵。自结婚以来，她一直侍候他，病中一直侍候他，而现在仍在此侍候他。第三天，按照我们带话回村的安排，两个儿子来院准备接病快好的父亲回家休养康复，同来的有几个亲属和四个轿夫，本是雇来抬活人的。我碰巧在门口遇见这两个儿子。我们都互相认识。他们听到手术成功的好消息后，就赶来医院，这时面含微笑，趋前来感谢我们使他父亲起死回生。这两个年轻人健壮结实，老实纯朴，三天跋涉，汗水和尘土在脸上结着疙瘩。我不能告诉他们，原本应该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活了而且在康复中。我能向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终于明白了恶耗，但镇静不动声色。愉快的期待化为咽哑的失望。他们默默地付了帐单，走到停尸房，维持镇定和尊敬，将尸体放在抬椅上，然后，和亲友、遗孀，列纵队，缓缓地走下山岗，所有的身影，消失在从医院到山谷的蜿蜒的羊肠小道上。 |
| 五、烂脚趾 |
星期三晚上我们的祷告会于10点钟前结束，八个人分道而去各回住所。通向医院的小径沿山脊约走几百码远。在月光照耀下，山脊两边的山坡出奇地向山谷越滑越远地滑落下去。在远方，雪峰耸立26000尺，以黑色的天空为背景，雪顶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辉。
我下山时，走近那个老农场，它的房屋靠在陡峭的山坡，显得摇摇欲墬。这里曾经是一个农业中心，但前一年由政府关闭，迄今这些房屋罕被使用。当我走过那间低矮的储物棚时，似乎听到低沉而拖长的呻吟，它显然不是风声。呻吟声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大，直到转为像野兽般的号叫。我知道豹子和豺狗过去常袭击农场的鸡窠，但这时农场并没养鸡，食肉的猛兽很少有理由再来光顾这些荒废的房屋。又一次听到呻吟，我停步细听，听到声音在不断重复：“Hari Ram， Hari Ram！”
我走到呻吟发出来的储物棚，从微开的门缝窥进去，看见一个人的身影仰卧在一张桌上，摇来晃去，双手抱膝，小腿肚顶着臀部，桌边凳子上点着两柱香，房间散发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当我站在门边，我闻到一种腐肉的臭气。我不小心碰落墙上的一块脏土，惊得桌上的人立刻坐起来，擦了一根火柴点亮了一盏小煤油灯。
他吃惊地问我：“你要什么？”我答到：“我是一个医生，这附近医院的。”他说：“啊，我认识你！”特别加重这个“你”字，不高兴地继续说：“呃，我不需要你，你来这里干什么？”房中烟雾弥漫。在凳子上的香火旁，有一供盘，盘中有红粉、生米和其他谷类。在肮脏的地上有血斑、鸡毛，显然是刚宰过一只鸡的残余痕迹。
我略微认识桌上的人。他名叫哥佩．阿迪卡内，前地方议员(Panchayat)，现在正处困境。据说他卖了大部分田地还债，现在连老婆和五个孩子都难以供养。负责这个农场的官员为了照顾他，安排他看守这些房屋，从而可获得点微薄补贴。至于他遇到何种不幸，又如何在这小桌子上呻吟，我却不知端倪。
我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不介意他对我的来到满怀不快。他不哼气，慢慢伸直那条抱着的腿，我注意到有条脏破布裹着他的大脚趾。我问：“布底下裹着什么？”他回答：“没什么，而且已经见好。”
一股腐肉臭又升腾起来，混杂着香火气。哥佩取出一支纸烟，点燃后，开始猛吸起来，似乎想驱散室内的臭气。我坚请：“让我看看布下包裹的痛处。”
哥佩默默地吸完了那支烟，然后慢条斯理地打开破布。即使在暗淡的灯光下，我也能看清他的大脚趾成了一个又红又黑的大钉头，趾尖变黑，趾根发红，由于继发性感染而成了坏疽。
我问：“弄成这样有多久了？”他答：“一月了，也许两月了。”我说：“你需要去医院治疗，只要下山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他说：“我可能要比二十分钟多一些才能走得到。再说，有一位jhankri正在治我。”jhankri是本地的所谓巫医。他又说：“祭司(priest)也来看过我，他叫我别去医院。他和这个jhankri懂得怎样治我，他们说要治好只是时间问题。”
我探探他脚上的脉搏，已经没有脉搏了。除了红肿部分外，整个脚都是冷的。显然，通到脚部的动脉血管已被堵塞，几乎可以肯定是恶性动脉硬化，由于吸烟而加剧。
哥佩又取出一支烟点燃。我指着香烟说：“这对你的脚趾没有好处。这黑色部分已经坏死，需要切除，否则，整个脚都要感染，人们常因这样而失掉整条腿。”他惊道：“你说要切除我的脚趾！”我说“只切除坏死部分。”他说：“这不是坏死，只是变了颜色。再者，我没有足够的钱去医院治病。”我问他：“你付给巫医和祭司什么呢？你献祭的鸡不是也要付钱吗？”他辩解说：“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语气颇为不悦。
看来不好再进一步谈下去了，我转身准备离去，但当我要弯腰出门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对哥佩说：“我们医院有止痛药，如果你需要，可着人去医院取。”我等了一会，他无回应。于是，我走出门，他仍在那里吞云吐雾地吸烟。
几天后，我从住在农场敖近的一个我们社区的保健护士处闻知：哥佩两个月来都在这里呻吟。每星期请巫医来两次，每次“作法”要宰一只哥佩献祭的鸡，将鸡在脚趾患处揉搓。祭司告诉他的家属，他得罪了某个邪灵，这邪灵要求每日还要供奉生米、牛奶、酥油，这样才能叫病好。祭司和巫医为他行的“法事”并不免费，哪怕哥佩这样穷，也绝不放过，而且经过一定时间，付费还要上涨。
在我和哥佩那夜谈话的第二天，有一个人到医院来为哥佩取止痛药，这引起我对哥佩的兴趣和关心。几天后我走上农场去看望他，他的病情有所加剧。他对我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至少愿意和我交谈。他向我解释：某个邪灵使他脚趾害病，但巫医至今还未确认出这个邪灵而驱走它。从他讲话的态度，我已看出他对巫医治疗的信心已稍减退。我就再一次催他去医院治病。我说：他的问题是动脉加厚以致减少流至脚部的血量，由于缺血，所以大脚趾正在坏死。
哥佩点头说：“巫医明晚还要来，我要告诉他这个原因。”我差一点想说，告诉巫医也白费力气，因为他不懂我们这一套。但我犹豫起来。什么东西导致动脉硬化？当然我知道，是胆固醇小板积聚在动脉里。但胆固醇小板又来自哪里？我想起我曾经好几次嘲笑巫医和他们的想法，认为每种病都是邪灵作怪。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也教导“灵”的概念，尤其是“邪灵”的事吗？我就离他回去而未对巫医作进一步的评论。
我再没去探视哥佩，但我从别人那儿得知：他还和先前一样，一边呻吟，一边抽烟。又听说，他又请来一个更“有名”的巫医，就在前一天夜里，对哥佩施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治疗巫术，邀请了哥佩的家属及朋友参加，巫术“法事”自黄昏一直进行到天明。据说巫医在“作法”这段时间，一直跟灵界交通，恭请好几位神灵来确认出对哥佩大脚趾作祟的邪灵，以便予以驱除，使病人痊愈。
据说终于揪出来使哥佩致病的名叫“bir"的邪灵，这是一个未经过适当葬仪超度的亡灵所形成，比任何别的邪灵都恶毒。为了驱赶这个“bir"，需要献祭四只鸡，巫医不断“作法”，装神弄鬼，不断在患处吹“神”气。经过这番折腾，仍然不能减轻哥佩的疼痛，巫医又采取另外一招来驱邪。用一把稻草扎的小扫帚来击打那只痛脚，据说挨到打的只是邪灵，而不是哥佩本人。一边击打，一边敲打一个锡盘，一边大声念咒；哥佩的家人还要供祭生米，巫医将生米不时洒在哥佩的腿上。
这样一直闹腾到天明，哥佩仍不见好。过了两天，哥佩终于来医院看病了。
这时，安普琵琶尔医院成立还不多久，哥佩居然来医院看病了。他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普通村民，这是对医院信任的飞跃转变的标志：居然开始信任陌生的外国医生及其医术。人们曾广泛传闻：外国医生只从一个手腕探脉，而不是像巫医一样每次双手探脉。人们也曾抱怨：外国医生只听人的心脏，而不听人的胃部，他们认为胃比心脏重要；再者，外国药需一些天才生效，而村民们希望几小时就生效；此外，谣传医院人员割除人的器官，可能用于别处，无人知晓。大多数人干脆拒绝接受西医治疗。
一直又过了几年，巫医和祭司才懂得辨别出哪些病最好送医院诊治为佳。他们发现：刀伤、骨折、坏疽等症应赶快送医院治疗，从而拯救了大批鸡的命，更不消说还拯救了不少胳膊或腿不致切除，甚至救了病人的命。
我在诊室诊视哥佩的脚趾，仍没有好转，而受感染的红色纹路已上升到腿部。我告诉他我们可以让他住院几天，等感染减退，我们会让他“睡着”，以便去掉他大脚趾的坏死部分。
他说：“我不能留下住院。我白天要看牧我的牲口。夜里如果我不去农场守夜，我就拿不到钱。我这次来医院只求注射一针。”
他的要求是有代表性的，尼泊尔人相信注射可治百病。但我知道注射对哥佩的脚趾已无能为力。如果答应他注射一针而不起作用，他只会更认为来医院诊治是白费时间。所以干脆拒绝注射，也胜过明知无效而注射，损伤医院的威信。但是，他毕竟认识巫医不能治好他而求助于我们医院，我若让他从我的“指缝”中滑走，就是我们的耻辱。
我想应该说服他。我直截了当地花了五分钟时间，用我的结结巴巴的尼泊尔语，向他放了一通炮，解说败血症、气性坏疽(gasgangrene)、动脉硬化、抗生素、吸烟的害处、宰鸡的蠢事等，现在他急需的是切除坏死部分。
他重复说：“我来只是为了注射。”他站着，背微微佝偻，拄着一根粗拐杖，看起来比他实际的40岁老，显然脚很疼痛。我想起了他那夜躺在棚子里的情况，而现在来医院看病，居然得不到治疗，尽管这是他自己的差错，他拒绝唯一能治好他的治疗方法。他也许从此再不来医院，我可以给他一点止痛药，但这对他现在的病情毫无帮助。
他仍耐心等待着，不肯离去。最后我只好给他处方，开了盘尼西林针剂和一星期的盘尼西林药片，叫他去收款处付钱。出纳员来告诉我，他只肯付注射费，不愿买药片。我告诉出纳员，我可替他付药片钱。但哥佩无论如何不要药片。
大约一个月过去了，我再未见哥佩。听说，他的脚只稍微好了点，一星期后又疼痛起来，比以前更厉害。巫医又被请回，祭司开具更新更大的供品，用以平息被得罪的邪灵的愤怒。后来听说哥佩的病包重，发高烧，血中毒。我决定上山到他家去看望他。我到他家时，他正躺在阳台(Veranda)上的草席上。我问他：“现在你仍然认为巫医和祭司能救你吗？”他耸耸肩：“谁知道，该发生的事就发生吧。”我说：“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活的上帝能解救你。他是负责建立这座医院的上帝。有些病人如不来此看病，必会死掉。你只要来院治疗，就会好的。”
他说：“我没有钱。”我说：“你的医药费会得到解决，不要愁花多少。”哥佩仰望着阳台上的草屋顶。他妻子从屋里走出，后面跟着两个淌着鼻涕的孩子。三个人站着呆望着我。哥佩说：“那好吧，我一定去，但我走不动。”
我知道哥佩村子里的“头人”(Head man)有一张“doli"(简易的抬椅)，这椅子拴在长竿子上，可以抬送病人。我答应立刻去“头人”处商借抬椅并安排抬送。
当天下半天将哥佩抬送到医院住院。经过两天治疗，血毒消退，体温恢复正常。第三天，经过全身麻醉，切除了脚趾坏死部分。当天晚上我去病房探视他时，发现他正坐在床上吸着烟。一盒新打开的“喜玛”(Himal)香烟放在床旁桌子上。
第六次，我给他上“戒烟课”，告诉他吸烟将引起血管收缩，进一步妨碍血液流至血管末端。假如他不戒烟，脚趾将永不会好。我警告他，他如继续抽烟，我就只好停止治疗。次晨，当我去巡房时，哥佩已不辞而别。
哥佩的家在我们从医院上教堂的路上。在下一礼拜天，当我上教堂做礼拜时，我停在他家进去看望他，想瞧瞧他在干什么。他正赤着脚在外面锄地。我替他包扎的尚未封口的伤口上的绷带已被拉开，被泥土弄脏。他似乎兴致勃勃。
他高兴地对我说：“不管怎样，并不怎样疼。现在已经好了。”我说：“你要晓得你的伤口还未长好，你需要每星期去医院洗扎两次。”他答应明天就去医院。
但他没有守约。再见他已是两星期以后，在我上教堂做礼拜的路上。他仍睡在他家的阳台上，这时他已不再那样愉快了。绷带没了，伤口上涂上了和着生鸡蛋的叶子碎末，脚肿得老粗。显然，脚趾根的骨头已经感染。他已经有一星期未能劳动，连到农场守夜的活也不能干了。巫医来了，也只好告诉他，对他的脚趾他们已无能为力，建议他再回医院诊治。但哥佩却碍难从命，也许怕我再给他上“戒烟课”。
当哥佩最后终于同意再一次被抬进医院时，他的脚的底部已完全感染流脓水。长期的脓毒使他衰竭。他连守夜的活也被辞退，自己的几块田地因难以照顾而荒芜。当我在医院遇见他妻子时，她向我保证：从现在起，他要一切照我的话办。
的确，随着他身体的好转，他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他衷心认错，悔不该不曾听我的话。他答应今后绝不再蹈覆辙，只要我能保住他的脚，一切听我安排。生活在尼泊尔山区，如果只有一只脚，其前景的确可怕啊！
哥佩住院两月。我切除了他大脚趾的剩余部分，并切除了其脚底骨部受感染的部分。由于伤处血流量不足，故愈合较慢。虽然如此，哥佩仍然耐心养伤，不像以前那样急着出院。他妻子从早到晚为他
送来盘子堆得高高的米饭和扁豆。他和出纳员基督徒狄尔．库玛(Dil Kumar)做了朋友，狄尔给他鼓舞。他身体日渐康复，思想也更起变化。当他还在住院时，就被重新选上本地议员，不少人来医院探望他，有的来和他商量事务，有的只是想和他聊聊天。消息传开了：连巫医和祭司都无能为力的病，却能由教会医院治好。
在哥佩住院期间，被政府一度关闭的老农场，也由社区保健队不加解释地发还给教会作为“营养中心”。由我保举，哥佩作为一个称职的农场看守员，经社区保健队主任同意，恢复原职，教会给予正式全薪雇员待遇。他终于高高兴兴地出院：不仅伤口愈合，脚得以保存，身体健康复原，而且“官”复原位，作为农场看守，并选为地方领导成员----议员。再者，两个月的医药费用不到50美金，全部由在美国的基督徒朋友付清。
哥佩的例子对村民们不是件小事，他们体认到：一个被邪灵折磨的人，居然可通过进教会医院而挣脱魔掌，得到康复。而哥佩的例子只是许多例子之一，使安普琵琶尔医院赢得名声：这是邪灵不敢肆虐的地方。 |
| 六、医疗噩梦 |
这是一个令人纪念的星期，至今仍可留做我“最糟一周”的“候选”。这一星期中，我们忙于诊治两个年轻妇女的怪病，病情异常而且令人惊恐地加剧。两种病都诊断不出原因，从来没遇见这种令人困惑绞尽脑汁的怪病。
更难过的是：这两个女郎都是我们教会的姐妹，至友和至爱的人。一个是尼泊尔难得的年轻女基督徒，另一个是我们医院的基督徒护士。这两位现正在我们眼皮底下病入膏肓，我们身为医护人员，却对之束手无策，连病因都找不出端倪。这样的病人有一个就够呛，而竟祸不单行，来了两个！
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厉害的流感侵袭了我们医院一半的人员，剩下那一半的大部分人不是也快传上流感，就是刚从流感痊愈。看护人员只有三分之一能工作，医院几乎处于“解体”状态。
这一周我们日常的门诊也特别忙，不仅有流感病人，还有一大批内科及外科的复杂问题。住院的就有五十个病人，病床不够，有的只好躺在走廊的草席上。但“重头戏”还是上述那两个得怪病的女郎。
两位女郎都是本周初病倒的，那位护士最初似乎害的流感，但病情恶化，高烧、全身剧痛，接着逐渐昏迷。我们千方百计诊治仍不得要领，就决定送她搭乘星期六的班机去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现在离星期六还得三天。我们担心她能否再存活三天，能否熬过坐抬椅去简易机场的四小时旅程。我们没法与加德满都的医生和教会联系，也没法与她的家人联系，那时我们所在地区尚无公路和电报。
那位基督徒女郎，二十岁，名叫玛雅(Maya)，出身于显贵的印度教家庭。她有两个特点：第一，她高中毕业，在山区一个女子有此学历，颇为罕见；第二，她是一个基督徒，是我们地区一百万人中的几十个基督徒之一。在当时，在全尼泊尔，在高中毕业的女子中，能是基督徒的不会超过三到四个。玛雅人缘很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印度教徒都敬爱她，她的生活是尼泊尔女子所追求的典范。
玛雅住院初期也被当作流感病人，但也不断恶化。
到星期五，我们对两位女郎的焦虑达到顶点。我们忙于为去加德满都的护士病人作准备：书写病情材料的信，找抬她的轿夫，准备要携带的药品包括静脉注射液和要携带的个人用品。护士长要陪送她从机场去加德满都。我们祈祷：第二天天气晴朗，来的飞机能着陆，以免在简易机场过夜。因为在那里过夜，条件不好，即使健康的人都难熬，更不消说一个重病的人。
就在星期五这天，玛雅的病情突然加剧。偏偏那天早晨，我要做两个外科手术，而我的同事海仑．赫斯顿要应付异常多的门诊病人。大约中午时分，海仑突然把我叫出手术室去看视玛雅，她几乎停止呼吸。她不能呼吸，抖动得像一个快淹死的人。我们想起前一夜她曾有一次这样的发作，但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误以为这只是由于她对病的过虑所致。而这一次发作，病人完全昏迷过去，类似一种似是而非的呼吸麻痹。由于她已经濒临死亡，我们已来不及深思熟虑。几分钟后，玛雅挣扎减弱，昏死过去。
当前迫切的问题是：干点什么，还是呆着不干。我赞成不干什么，因为在当时安普琵琶尔医院，如果一个病人不能自己呼吸，必定已临绝路。我表现一个外科医生的冰冷客观的观点。但海仑的想法与我迥然不同，她要千方百计地延长玛雅的生命。她希望玛雅最终会自发复原，重新能自己呼吸。由于玛雅由海仑主治，我同意遵照她的意见办：即在气管里插入导管，用呼吸袋人工地助其呼吸。很快地玛雅又苏醒过来。
既然我们只有凭人工来助玛雅呼吸，也就有必要通知她的家人来此助一臂之力，因为没有别的人能有时间照看她，由于流感的袭击，我们已无足够的人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尼泊尔维修工自告奋勇来帮助玛雅，我们就安排他负责操纵呼吸袋。
于是，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二十几个亲友睁大双眼围绕着玛雅，维修工一抽一压地“泵”着呼吸袋，玛雅的兄弟不断地替她排除唾沫和其他分泌物，并用脚动泵吸管从口鼻中吸出胃里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玛雅始终保持清醒。
藉助维修工和亲友们轮流操纵呼吸袋，使玛雅能在整个星期五下午存活。在每个人的心头悬着的大问题是：我们要这样干多久呢？我在看完了四十个门诊病人后，也再来看视玛雅，希望她能不再靠呼吸袋呼吸。但每当我稍微停止呼吸袋的供氧，她就抽搐地喘气，发狂地示意我赶快助其呼吸。我这个“医生”现在基本上成了一个操纵呼吸袋的“机械员”，承担使玛雅存活的重责，直到在医药或灵性方面获得启示，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所有玛雅的基督徒朋友和教会的教友们都来为她祈祷，唱诗，劝告和勉励。很难知道玛雅内心的活动，但我相信她理解在她身旁进行的活动，以及如果拔掉呼吸器插管将会产生的后果。
海仑已安排在下午四点钟举行特别祷告会，到五点时仍在似停非停地进行着。许多人实在太病、太累、太心烦意乱而未能来祷告，但凡来参加祷告会的人，都经历了一个更新、振作(即使还谈不上启示)的时刻。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到上帝要使这个年轻女郎复原，但是不管怎样却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会这样做。我们都相信，他能，然而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这是另一回事。我们祈祷上帝给予智慧和引导，我相信我们已获得一部分----不管怎样，已经足够让我们使得玛雅居然一小时一小时地活到现在。
海仑和别的几个教友决定在医院守夜。到早晨我们将会再一次面对同一问题：能否拔掉插管？在百忙的空隙时间，海仑和我不断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玛雅稀奇古怪的症状。我们考虑了许多症候群，包括：延髓型脊髓灰质炎、严重肌无力与各种硬化症。我们也想到食物“中毒”，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尼泊尔能吃到哪些毒物，哪种毒物恰好能麻痹呼吸功能。可是玛雅本人及其家人不断否认她曾吃了任何有毒物品。
星期六早上瓢泼大雨，这可不是我期望来折腾我们有病的护士坐抬椅去机场的倒霉天气！轿夫迟到了两个小时，本来这样会错失机场的班机时间。实际上在这样的坏天气，根本就不会有飞机到达机场的。所有这些倒霉事注定这位护士要在机场过一个倒霉的夜晚。然而，由于“远虑”到：万一在机场那里现在并不下雨，或者中午在机场那里天气转晴而飞机居然能到达，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赶快送护士下山，但望在滑溜的山路上，她不致滑倒太多的次数。
再说到医院里，这时事件正在迅速地发展到作结论的时刻。关于这个不平凡的病人全靠呼吸袋供氧存活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地区，许多好奇的旁观者络绎不绝地到来，加大了看护玛雅的队伍。由于考虑到：她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外病人，又为所有认识她的人所热爱，此时此刻成了所有人们的忧心忡忡又全力以赴的紧张关头。但添加的不利因素是：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有的刚从流感脱身，有的又害上了流感。
我们决定根据玛雅家人的愿望来处理玛雅的窘境。她的家人看出我们虽竭尽全力而前景渺茫，于是，我们一致同意拔掉连接呼吸袋的插管，而让上帝决定：或者叫玛雅起死回生，或者收她归天。我们都聚集在她的病房，年轻的维修工还在抽压呼吸袋。经过久久的唱诗和祈祷，玛雅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告诉她我们的决定。她和玛雅谈了二十分钟左右关于天堂、关于主耶稣、关于他的赦罪和恩赐的事，这是感人心弦的场面。差不多室内每个人都在啜泣，连那些饱经风霜满脸皱纹素来跟她不熟的老人也是如此。
撤掉插管的时刻终于来临，家人要求先给她穿着打扮。所有室内的人，包括维修工，都走了出去。当家人为她穿着时，只留下海仑仍在泵动着呼吸袋。穿着打扮花了好长时间，也许参与的人下意识地在拖延那可怕的时间，或许是由于思想不集中，笨手笨脚，或者由于眼泪蒙住了双眼。悲剧的顶点，恰在此时，由于长时间受呼吸袋的推压，玛雅的肺突然破裂，在人们还未意识到此事的发生之前，玛雅已被呼吸器吹胀成一个气球。事到如今，拔不拔插管已无关重要了。
插管终于拔出来，最后几分钟的痛苦很快地过去：海仑坐在床边，呼吸袋仍搁在双膝间。玛雅最初还在推呼吸袋，虽然呼吸袋早已脱钩。于是她抓住海仑，一会儿又推打海仑，几分钟后，她昏迷过去，仍继续抓拿抽搐了许多分钟。当所有动作停止后，亲属们不发一言，把她抬出室外，停放在雨里。根据当地风俗，让尸体留在屋内是不合适的。家属们注意到：当玛雅活着时，应把她看作基督徒，没有干预她的教友们为她唱诗和祈祷。甚至在星期六清早，亲属本想为她举行印度教仪式也由于医院拒绝而作罢。他们对此也未抗议。但现在玛雅既已死了，她的家属就要负责处理她的后事。在医院结账后，他们用白布单包裹遗体，捆扎在两根竹竿上。然后，排成单行，抬着她，冒雨离去。
这时将近中午。我想，应该下山去机场看视那位教会护士的病情怎样了。由于断定在这样的风暴中班机绝不会到达，我就包捆了一些额外的静脉注射液，外加备用药品及注射器以免班机第二天上午还不来。于是作好出发准备，计划在飞机场过夜，于星期日清早及时赶回医院处理日常门诊事宜。
午餐并午睡片刻，我开始下山，三小时后天黑前到达机场，满身泥泞和水蛭。行程由于下雨而迟缓，山路变成滑溜的泥沟，我真怕滑倒，一滑倒就会一屁股坐在静脉液的瓶子上。使我惊奇和愉快的是，这个护士病情有所改善。机场的候机室被改成临时医院，而尼泊尔皇家航空公司办事处主任很客气地提供登机梯作为药品、静脉注液瓶和其它随身用具的橱架。
安排妥当，暂不需要我留在那里，我就去一个旅店里歇息----这实际上是一个茅草棚舍，墙是由小树枝夹干叶构成、泥土地、不平坦的板条床，屋内一股奇妙的气味——由烟、辛辣调料、动物体臭、像我这样未洗涤的人体气味的大混合。三张床靠放在一起，我居其中。
在我右边的那张床上，熟睡着两个头发斑白的人，其中靠近我的一个，朝着我的脸憋不住地咳嗽，每隔几分钟，就将积攒的几口脓痰很准确地毫不在乎地从两床夹缝中吐落下去。(一个月以后，他来院看病，已是肺痨后期)。比这位更胜一筹的是我左边床上的一位，他正鼾声如雷，是我闻所未闻的宏亮。一只被狗虱叮咬的狗在我床上与我共享一部分“良宵”。床下的空间为一群为数不少的鸡所占据，不时拍打翅膀，也许是响应床上的如雷鼾声，也许为赞赏床顶肺痨病友的大量脓痰，这美食有来必吞，甘之如饴。
与此同时，旅店老板大半夜都在和妻子与屋角里另一些妇女口角。因此，我自然没睡一小时好觉。最糟的是：臭虫足足叮了我二十几个大包。第二天九时回到医院，刚来得及诊视一个病人的穿孔伤寒溃疡，并动手术。
令大家松口气的是，星期日班机到达，省却我第二趟去机场看视病人。三星期后，接获加德满都消息，我们的教会护士病情好转，而且准备回院工作。
玛雅之死深深震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教友们同感悲痛但也体会了一次喜乐，这种喜乐是由于确信玛雅的痛楚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徒劳的：整个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他们花了许多小时在一起赞美上帝，由于这个勇敢的尼泊尔女郎的生活和她为上帝所做的见证，她曾经面无惧色地面对死亡，她的榜样冲击感动了整个社区，人们从她看到了“永生”。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死的影响远胜过她生的影响。
但星期日下午发生了两件事，无异于在我的肚子里爆炸了一个炸弹。第一件：邻近的一个商店的老板偶然宣称一星期以前，玛雅曾从他店里买走了两罐“Dalf"。那是本地人购做杀臭虫的杀虫药，它的毒性与第二次大战中纳粹发展的一种神经毒气一样。第二件事：我们订阅的小季刊《医药协会季刊》刚到的一期上登载了一篇主要文章，谈到了三十一起“Dalf"杀虫药中毒病例，这是前一年在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里治疗过的记录，这篇文章谈到的病症与玛雅的病症一模一样。当我读到对这种中毒的治疗方法时，我的心往下一沉。其治疗用药是颠茄碱(Atropine)，这种药我们医院储存了很多。想到这点真令人丧气。玛雅动人的死竟退化为无意义的消极的自杀，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而救治她的药就在我们的手边！
不要多久，我们就了解到玛雅的自杀原因。她在成为基督徒不久就被她的家庭嫁给一个印度教的人，丈夫的家庭坚决反对她的基督教信仰。最初她不和他同居，但后来她不能再拖延不去她丈夫的家。即在要去的那一天，她买回而且服下“Dalf"。现在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她所干的事的涵义。总之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逃避一种她认为必然悲惨的生活，而走向她预期必然喜乐的生活。从这点来说，谁能责备她呢？
但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我们的头脑徘徊不去。我们太热衷于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吹嘘我们的成就，动人地描绘基督徒为主耶稣基督所经受的试炼。但是，我们宁可锤炼我们的热忱和提防我们的妄想，我们是如此容易地沉溺在妄想中，妄图辩护和宣扬我们的传道事业。假如我们的工作仅能由肉眼所能看见的结果来判断，它将永不会站立得住。当我听到戏剧性的转变及震动人心的祷告回应时我就想起了玛雅，而且怀疑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情况我尚不曾闻悉。我们能轻松愉快地谈到：在主耶稣基督里获得新生、能力、和平、喜乐。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里，在成为基督徒时可能产生的窘境、失望和孤立。
不要误会我所说的。我并不为玛雅感到遗憾，因为我相信她已与上帝同在。而且，归根结蒂，这是作为基督徒的最后归宿。然而，她的死提醒我：福音是一把双刃的剑，我们需要竭力懂得：由于信主而受伤害是可能陷于软弱的。这意味着：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里，我们在宣讲福音时，应该尽可能适应他们的民族文化，应该预先估计可能发生冲突之处，在这样的冲突中，一个新信者可能变得软弱，应该竭力对其整个家庭作见证，使其保持与其社会的联系而不致陷于孤立。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信徒中培育一种更深刻的灵命，使其能靠主基督而把一切受苦当作喜乐。 |
| 七、磨炼中的教会 |
我迟到了。每个星期六的上午(这里的教会定在每星期六上午做礼拜)，我须在医院值班，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从医院出来，爬上山脊，累得满身大汗，此刻总算赶到这座石砌的小教堂门外，我停下来喘口气。一如往常，门道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凉鞋和呱啦板鞋。门里，潮湿的泥地上铺了破旧的草席。我打量着在室内空处找个地方坐下，但靠墙根的“最佳”坐位已经坐满，在那里可以舒服地背靠着墙，哪怕衬衫上擦上白墙灰也不在乎。我脱下胶底便鞋塞进鞋堆，侦察到离门口不远处席上有个空位。跨过门边一条静卧的狗，我从坐着的尼泊尔朋友们中间挤过，小心翼翼别让自己的脚碰上任何一位。因为这是尼泊尔人的忌讳，认为脚最脏，因而我的动作必须很准确。像是故意作弄人，比较早来一点的迟到者，都群集在近门口处，形成了一道阻拦来得更晚的迟到者的障碍。这些堵门的通常是妇女们，因为男人们都比较勇敢地坐进室内靠里一些。堵在门口的妇女们将头巾拉下裹着脖子，像耶稣诞生图中那些一动不动毫无反应的蜡像一样，她们印度式的莎丽服铺撒在周围的地面上不留一点空隙。
室内约有五十人左右，其中约有十二人是基督徒。靠墙坐的那些年轻小伙子，他们来自两三小时路程远的农村。有十几个小孩和他们凑在一起，其中一个在吵闹，一个在地上爬，还有一个正在妈妈怀里心满意足地吃奶。“主日学”的孩子们在摆弄他们的书本，读一阵，歇一阵，将书本递来递去，书页弄得哗啦哗啦地响。几个村民从靠路边的窗子窥探室内。在前面，靠近一张没上漆的木讲台(室中唯一的家俱)，站着牧师亚伯拉罕，枯瘦的肘弯里摊放着一本尼泊尔文圣经。他正在慢条斯理地以洪亮流畅的声调吟诵诗篇的一节。每星期六上午的教堂礼拜正在进行中。
亚伯拉罕牧师开始祈祷。他的祈祷被一个响声打断，原来是一个叫拉琴德拉的小孩从他的妈妈身边溜走，从地上捡起一本尼泊尔文圣诗，乱撕乱扯，在和大人的一番争夺中，更多的诗页被撕掉，还夹杂着尖声喊叫。母亲将孩子抱起往门外走，这可要花点时间通过门边的人堆。乘此时机，小拉琴德拉向大家“宣泄”了他是如何的不满。八个挡道的妇女慢慢从门道挪开，等母亲抱着孩子一离开又忙着各归原位。三分钟后，当母亲带着哄乖了的孩子进屋重新坐下，上述挪位的过程就得重演一次。这类“小插曲”(ritual)在每次礼拜中难免由不同的“表演者”表演几次。
我们唱了一些圣诗，然后收集奉献。此后，两个尼泊尔助理护士站起来唱了一首歌，歌词和曲子都是她们自己创作的，词曲并茂。又唱了一首圣诗后，牧师准备讲道；照历来的常规，估计大约要讲四十五分钟。人们各在座位坐定，亚伯拉罕的讲道开始。
亚伯拉罕的讲道没有一次不引我“入胜”。与其说是他的讲道，还不如说是他本人。他曾经是一个巡回歌手，即所谓“gaine"，最低种姓(czste)的歌手组的一个成员。当他在一个印度医院治疗脊髓灰质炎时，改信了基督教。回到尼泊尔后，他开始传道，上山下坡，跋涉各处，走遍了尼泊尔的各个角落；而现在靠近六十岁，在一年里他仍要花一部分时间在这些羊肠小道上奔忙。他虽然手足瘫痪而仍能起居正常，已够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年复一年远途巡回传道——这只能归因于上主时时与他同在。许多双腿健壮的年轻人竟然不能与他并驾齐驱。
仅在数月前，当他正在往尼泊尔西部一个偏远地区传道时，忽然得了霍乱，那里离最近的居民村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他自忖必将死在路上。但是，如他后来告诉人们的，这次上主又使他的信仰和身体恢复坚固。而今日在此，他又一如既往地传道，没有丝毫倦色。
我们星期六的礼拜总是“丰富多彩”，令人振奋。牧师刚讲道十五分钟时，那只睡着的狗忽然醒来，引吭长嗥，声震全室，原来它是被一把雨伞的钢尖戳醒的。过了一会儿，突然又是一股臭气充斥全屋，原来又是这只狗放了一个臭屁，坐在狗身边的妇女忍无可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未能把狗赶出室外。上星期六正当牧师讲道到重要部分，一只逃脱的鸡斗胆地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原来，海仑医生的厨师塔塔(Tata)把这只鸡带进了礼拜中，这鸡是为了充作海仑的午餐)，而鸡显然有它自己的“主意”。
讲道仍稳步前进。不一会，十一个月大的芬兰的小米嘉在屋子的前方创造了一个大家注意的“焦点”。在他妈妈闭目养神的刹那间，米嘉乘机爬向一个吸引他的目标，这是一面铃鼓，用来为唱圣诗时加油助兴的。米嘉爬爬停停，每隔会儿就扭转头窥探他妈妈的动静。他有不少的“顾虑”，乘讲道时间，终于爬到离目标不远的地点。整个会堂前面的人们看到米嘉爬近目标时都屏息注视——啊呀，米嘉突然被妈妈抓住小脚拖了回去，一桩插曲就此中断！我们也及时收回注意力，聆听亚伯拉罕牧师的结束祷告。
会众挤向门口，在门道上认取鞋子。经过一刻钟的互相问好，人们开始分路散去。从远方来的人被熟人邀请到家中作客，然后参加下午礼拜和晚上的查经。
对当时一个过路人来说，这样一座简陋的石头教堂和这样一群满身泥污赤着脚的信徒，真是微不足道，不屑一顾。但在当时，当地，这一小群人是周遭一百多万人口中唯一的基督徒，这座孤单的小小石头房是耸立在千山群中的唯一的基督教堂。在整个尼泊尔王国，另外只有十二个这样大小的教会，而且都在城市中。在更早的二十年前，全国根本没有基督教会。
1950年以前尼泊尔没有教会，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尼泊尔大部分历史把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基督徒，一律拒之门外。这个国家最早有纪录的传教工作开始于1707年，其时一小群方济会神父从罗马经由陆路到达此地。他们的传教工作继续到1769年，尔后，尼泊尔的第一个国王下令禁止基督教活动。从那时起一直到1951年，王国采取开放政策，但王国境内仍没有任何固定的传教活动。
但是，在上述这段时间，上主对尼泊尔人并不是毫无他的见证。当尼泊尔人移民到印度的茶叶种植园打工，以及在全世界的英国军队中充当雇佣军，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基督的福音。再者，对尼泊尔特别关注的外国传教人员，开始在尼泊尔边境的主要贸易通道两旁定居下来，得以接近日益增多的出入尼泊尔的尼泊尔人。许多传教工作由移民在外的尼泊尔人进行，他们已在印度或其他国家中改信了基督教。在上述同一时期中，多次想渗透进这个国家传道的企图都告失败。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于1914年，一个著名的印度福音宣教士沙督．桑德．辛格(Sahdu
Sundar Singh)进入尼泊尔东部，遭到的是拘捕，钉进木枷，覆以水蛭，差一点流血致死才离开。
自1920年以来，外国宣教团越来越多地集中注意尼泊尔，这是当时全世界少数几个仍然闭关保守的国家之一。靠近1950年，有十几个宣教团在这个国家的周边工作，伺机进入。很少引起怀疑而成功地突破尼泊尔国界的是：由鸟类学家罗伯特．福来明(Rebert
也就在上述这段时期，许多原本住在印度的尼泊尔基督徒回到尼泊尔，在不同地点分别建立几个聚会点；就在这批人的领导下，一个地道土生土长的尼泊尔教会终于诞生了。这个教会主要为一些独立聚会和零散信徒的松弛团契组织，在不受外国人控制下发展起来。外国教牧人员从未正式建立教堂、施洗新的信徒、或在尼泊尔聚会中取得教职领导地位。这个教会是自给自传。它广布全国，信徒越来越多，发展到几十个小的独立组织，但聚在一起崇拜同一上主，这个上主在四十年前还全然不为尼泊尔人所知。
外国传教组织与本地尼泊尔教会不曾有任何正式行政联系，但在当地工作的外国宣教人员可以普通成员的身份参加尼泊尔教会的事奉。尼泊尔对宗教活动不加限制，只要这个人不改变他原来的宗教(印度教)信仰，或他不促使其他人改变其原来的宗教(印度教)信仰。
一直到最近，任何尼泊尔公民信基督教都是非法的，他极可能被处以一年徒刑。任何人如果被控促使别人改信基督教可能被判处长达六年的监禁。这条法律的目的是防止外国人(代表富强国家和组织)诱骗或怂恿尼泊尔人背离其宗教传统，并同时阻吓尼泊尔人不要上当受骗。但是，这条法律未考虑一个主要的事实：信基督教的男女不是凭藉人力，而是凭藉圣灵，他不能沉默，而且更难把他关进监牢。
一个传统的外国传教组织在尼泊尔很难受到欢迎。这个国家不给予牧师及福音传教士以签证。所有在尼泊尔工作的教牧人员必须具有全职的世俗职业。然而，只要我们在家里用业余时间“工作”，可不受政府的限制；因此，我们许多人有充分时间与我们的朋友们在家中私下分享我们的信仰。的确，对私人见证的限制多非由于该国法律的限制，而多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信心不足，以及我们的疲累和缺少时间。
我们在安普琵琶尔的最大快乐之一是在当地教会教书。这里教会大部分时间没有专职牧师，而由教会成员轮流在星期六的崇拜时间讲道和带领星期六晚上的查经。教会一般由一个长老委员会管理，长老会由尼泊尔人和一个西方传教士的代表组成。而我们的小教会却得天独厚多年来由一群年轻的领导人管理。其中不少年轻领导者后来从事更大更出色的工作。事实上，全国基督教领导人不成比例地大部分由我们这个地区培养出来，这要溯自安普琵琶尔的早期培养计划。
在医院里，谈及属灵的事物的机会很有限，主要由于缺乏时间，在门诊部门尤其是这样。然而，每天上午十点钟，我们在医院祷告室举行一次祷告会，经常有十多个门诊病人溜达进来瞧瞧里面在干什么。如果有人要阅读材料，我们可以供给，但要收一定费用，因而可以不致从外表上显示我们是靠赠送礼物来推广我们的宗教信仰的。在病房中，与病人谈话的机会自然比在门诊室多，但是在病房中，我们必须更加谨慎，以免被人指责在对“俘虏听众布道”。这样，政府会怀疑我们利用医院占其公民的便宜来推广宗教信仰。
然而，我们这所医院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基督教医院。的确，这是为何有这样多的病人来此看病的理由之一。这医院能治疗比身体病痛更多的东西。虽然大多数人是为治疗身体的病痛而来，但是那些想除此以外能治疗更多的东西的人们，可以在安普琵琶尔医院得到满足。例如，不止一个病人这样说：“魔鬼在这个医院里没有权利”。甚至在医院开办之前，创办人海仑医生就预言过：“这所医院将是一所体会‘活的道’的医院。”以后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尼泊尔人，对于我们的医院是一所基督教医院这一事实，都感到高兴。几年前，当地的中学生打进我们的祷告室，拿走所有的诗歌本和宗教材料，在医院门口点起篝火付之一炬。然而，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别人的野蛮行为，这些行凶者为社区群众所鄙薄，到头来，反而使我们的事业逢凶化吉，经常按照上主的旨意顺利进行。
这并不是在安普琵琶尔所发生的第一次焚书事件，也许不是最后一次。社区群众对这一插曲感到义愤的部分理由无疑地是认为我们是外国来的客人，理应受到尊重。然而，一般尼泊尔人并不那样担心他们自己的人民去信仰“外国宗教”，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基督教引诱者”“勾引”去信基督教时，旁观者并不气愤而报之以鼓掌赞助。
几年前，在一次不大平常的星期六上午崇拜时，教会意外地遭到两百抡大棒的学生暴徒的攻击。尼泊尔信徒们被赶到教堂外，并受了警告：如果再敢来此聚会就要挨打并报告警察处理。人们不得不对此担心——认为学生们显然会说到做到。因而，教堂不得不关起门来。星期六上午的崇拜只好暂时搬到我们医院的麻醉医生普拉卡锡(Prakash)家进行。在那天的暴徒攻击中，只有两个尼泊尔基督徒和海仑医生敢于站出来抵挡中学生们。这两个尼泊尔信徒，一个是普拉卡锡，另一个是名叫摩蒂玛雅(MotiMaya)的年轻妇女。不管怎样，从那天以来，充分显示：基督徒没有受到保护和合法的赔偿，他们可能受到不受法律惩罚的掠夺和追逼，而且还会被投进监牢。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尼泊尔人在信教时最好三思而行。在反复考虑而决志时，牢狱之灾也许是主要的威胁。虽然只有很小的百分数的信徒实际上坐牢，但是这种可能性总是悬在每个新信徒的头顶。直到最近，你可能发现在十几个被捕入狱的人当中，有一个仅仅是由于信基督教。
虽然只有少数基督徒坐牢，但全部基督徒都受到“黑名单”(Ostracism)的威胁。在一个如此重视家族及社区生活的社会中，一个人若因信教而被驱逐出村，被父母取消子女名义及继承权利，或被朋友摈弃，将是对他(她)最沉重的打击。然而，这是一次又一次地临到年轻尼泊尔信徒头上的厄运，而目前仍然如此。
逼迫采取很多形式。一个中学男生只差三个月就毕业，当他承认受洗就被开除学籍。有些基督徒的私人财物遭到没收和破坏。另一些基督徒被在村中当众侮辱甚至殴打。许多基督徒被迫离开出生地而到别处谋生。在当前一个普通人都难找到工作的时候，请想像一个被歧视的基督徒的惨境。总之，新教徒处处感到孤立，常常缺乏精神和物质的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下信教，非常像十七世纪海盗让蒙着眼睛的受害者在突出舷外的木板上行走的酷刑(Walking
the plank)。这就是为什么在尼泊尔的洗礼对一个基督徒是如此地意义非凡：这简直是一个会遭到社会和家族谴责的公开的行动。所以毫不稀奇的是：有些新教徒曾经跨越边界到印度去受洗，而另一些人只好秘密信主而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
这是容易理解的：任何一个信教的尼泊尔人都像在从事企业的冒险，他要认真计算“成本”，而且正在支付。如同历史多次昭示的：逆境和苦难只会使教会越来越快地发展。
一旦人们采取步骤信教，他们还会面对另一种更微妙的压力，来自基督教自己内部的压力：教会规定了每个基督徒必须符合的行为标准。如果一个信徒滑落一“跤”，他们立刻感到自己受到教友的审查，其严厉程度不亚于初信教时所受到的社会审查。
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福音尚未被大多数人知晓的国家，当一个初期的基督教会的成员行为不检时，教会是极易受到损害的。对于这些少数担惊受怕惨遭孤立的刚刚信主的尼泊尔基督徒来说，他们中许多人最初还不大理解为何要这样严格地自律：因为主要通过他们为人们所目睹的行为，才能使周围的人们认识我主基督耶稣；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难跨越的一大步。因此，如果一个教会成员，不管是尼泊尔人还是一个外国人，一旦陷入不名誉的事件中，对一个小小的地方教会的名誉来说，真是一个压倒性的打击，简直全盘否定了其余信徒的见证。回顾安普琵琶尔教会短短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们中一个接一个曾经绊倒和失误，因此，如果上主除了我们这些信徒不顺利的运作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他的荣耀，他就会在安普琵琶尔处于困境。
对基督教社会的最大挑战是信徒们要活得像基督徒。在传布福音方面的最大危机是：许多承认是基督徒的人都活得不像基督徒。我们所能提供给非基督徒的邻人们的最大见证是显明：基督使我们的生活变了个样，而我们可以肯定：邻人们正在随时密切注视我们，要看看是否真是如此——尤其是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地方。
尼泊尔新信徒的主要难处之一是弃绝他们印度教的风习。印度教是一种综合性宗教。许多印度教徒“接受”基督，往往把他列入他们所崇拜的神只中的一位。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矛盾。基督教关于神的“排他”的概念对他们是生疏的。可是，尼泊尔基督教会要求信徒只能承认一个上主，而且要求新教徒与印度教彻底决裂。
问题是：印度教已经“亲密无间地”渗透进尼泊尔人生活的各方面，差不多每一活动和关系都被印度教风习所规范。对父母的尊崇就要求遵循许多印度教的仪式——尤其在其死时。婚礼、节期、疾病、甚至兄弟姐妹间的友爱都明显地笼罩着印度教的礼仪。基督教企图去掉这些仪式，但在新教徒生活中还有某种旧仪式残存，这可从“文化”(cultural)上辨认出来。
在今日尼泊尔，信徒们尚面对着如同新约时期初信徒所面临的情况。在从周围社会忍受嘲笑和逼迫，在印度教的国土中努力坚持一个基督教“少数派”的完整实体等方面，尼泊尔基督徒正在提供勇敢和信仰的榜样，值得我们西方人学习仿效。
他们提供了“团结”的范例。苦痛的分裂曾经影响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会，可是在尼泊尔教会没留下裂痕。尼泊尔教会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一致。这些新的、不老练的基督徒们认为唯一指针是圣经和圣灵的见证，他们难以相信地注视着一个分裂的基督教。我们蹩脚地企图向他们解释：在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们中存在裂痕，互相不信任对方的信仰。当我们这样解释时，他们直截了当地提醒我们说：基督耶稣已经接纳所有承认他为救主的人，他就要对每个信徒执行天父的旨意。他们研究了圣经，发现在每一经节指示他们“分别成圣”、“从属世中走出来”时，必在另十几处命令他们“不要论断”、“要团结”。他们的心灵不受各教会营垒间那些装腔作势的互相指责所干扰。在敌视他们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一个宗教的“少数派”，他们学会了：如果他们不用“同一”声音说话，就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他们比大多数糊涂人都敏锐地懂得：那种在外表事物方面追求教条式“纯洁”是多么危险，这样会使人们迷失，看不清教会是受一个“唯一整体”的主要光束的照射。 |
| 八、磨炼中的基督徒 |
前些时，我邀请一对教士夫妇和两位单身女教士来家吃晚饭，他们都是我们安普琵琶尔传教队的成员。辛西亚特为准备丰盛的饮食。值此良夜，当衣着整洁保养良好的客人进屋时，在客人身后暗处闪出第五个人影。与教士们相比，他瘦骨伶仃，站在十一月的寒气中，哆哆嗦嗦，双臂紧抱胸前以保暖驱寒，唯一蔽体的衣物是一件短袖单衫和一条短裤。
这就是十九岁的莫汉(Mohan)，他刚从他的村子走了一个小时来此参加星期五晚上尼泊尔人教会的团契会，团契会在一个医院职工的家中举行。当莫汉想跟着客人溜进屋时，我挡住了他。我知道他是想在查经前在这里混一顿吃的。而且我也知道他再无别处可得一饱。但是我仍决心把他拒之门外——尽管明知我们晚餐肯定很有富余。
莫汉该晚及次晨皆未进食，但他仍留下参加星期六的礼拜，持续三小时，之后才回家，饥肠辘辘，仍兴高采烈。星期二晚上还来参加查经班。他就是这样做的。
莫汉显然是一个慕道友，他热衷每次福音活动而且提出要受洗。他一贫如洗，一家六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难得温饱。过去在类似那晚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慷慨供食；但后来开始注意到：莫汉跟我们外国传教士相处的时间多于与本地基督徒相处的时间。
我们曾告诉他：“你来这里应指望得到上帝的道，而不是为了饮食。你必须吃饱了才来，或自己带饮食来。”
他回答：“我不单是为饮食来，更需要找个工作，但也不是只为这而来。我家和邻居们问我，来了可得什么好处？我告诉他们，我来是为了找上帝，接受圣灵，做主的门徒。假如我来此就为衣食和工作，他们怎样知道我来此的真实目的呢？”不错，莫汉虽然这样说，他自己是否真的明白所求的应该是上帝的道呢？有的人对物质的贪求超过我们想像的强烈，它渗透一些穷苦人的意识。我们怎样才能维护这株新受圣灵浇灌的树苗免遭荆棘窒息，而同时又能完成给穷人提供生活必需的基本义务呢？
这是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在穷国工作的富裕的传教士需要回避这个难题，而将它交给本国基督教会的基督徒处理，后者比外国教士能更好地了解慕道者的动机。再者，尼泊尔政府对于人民根据任何理由信仰基督教都皱眉头，更何况为了贪图物质利益。如不注意这点，我们不仅会冒险产生“挣米饭的基督徒”，而且还会冒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因此，我们只好坚拒给予莫汉任何物质资助。每次他来，我们就介绍他经常和尼泊尔本地基督徒接触，例如蒂卡．拉姆(Tika Ram)。蒂卡是我们医院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在许多场合，显出他对人的辨别力，例如在处理莫汉这类人的问题上。
根据尼泊尔的生活标准，蒂卡．拉姆不算穷，出身于高种姓(阶级)家庭，他从另一条途径认识到做基督徒的代价。他的家庭最初不反对他信基督教，但当人们明白信基督教就意味着不再信仰印度教时，就大为光火。一年前，由于蒂卡．拉姆在印度教主要节日“达赛”不回家参加，使得家庭和村民们对他大为不满。他们对他凌辱责骂，设法阻止他来医院工作。又过些时，他父亲派人到医院附近他的住屋内把他的私人财物(包括床铺)都拿走了，想逼他回家去住，以便更容易劝阻他信这个外国教。但本地的基督徒支援蒂卡，向他提供日常所需，从而挫败了他父亲的逼迫。于是他父亲就威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到现在又过了一年，家庭和村子的逼迫还未停止。
再找不到比蒂卡．拉姆更合适的人去教育莫汉：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怎样实行这句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太 10:37)；再找不到比蒂卡．拉姆更合适的人去告诉莫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3)
不久，莫汉就不到我们传教队来了。我们感到有些纳闷。但是想到这样更好些，因为他一定和本地的基督徒的关系搞好了，本地教会不会有多少物质利益给他，这样他对信仰基督教的动机可以纯正了。然而，不久他停止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一天，我问蒂卡．拉姆，莫汉发生了什么事。
蒂卡．拉姆回答：“莫汉并不真要信主，他是装假的。”莫汉终于坦白承认，是他父母怂恿他到安普琵琶尔，装出要信教的样子，以便在传教队谋得一职。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过莫汉稍为与众不同，他坦白承认他的两面性。
当然，又有谁怀着完全纯正的动机来到神面前呢？大多数审查人都相信提出信教的人是真诚的；如果由于这些慕道友与基督徒合作而获得某些暂时的好处，这样更好！既然这些审查者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我们传教队又有谁怀疑他们呢？如果由于我们心肠硬把神所召唤的人赶走了，那就是我们的大错了。
传教队如果没有任何物质利益提供任何人，则传教工作确实简单多了。传教的理论大师们常极言要“空着手”去传道。好呀，这样可能适用于好些地方，但在尼泊尔很难行得通。我们传教队之所以为他们所欢迎，乃是由于我们除了传教之外，还可贡献以下的一些服务：例如医疗、教育、工作机会、奖学金、沼气厂(Manure
gas plants)等。所以，不管怎样，在尼泊尔不可能回避像莫汉这类人的问题。
我们唯一的信条是公正而谨慎地施与优惠。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稍微“歧视”一下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人们。例如，假如有两个年轻人条件相同都合格，其中一人开始参加查经班，另一人未参加查经班，我们只能让后者工作，而忍痛将前者割爱。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必遭攻击，埋怨我们以工作机会为诱饵引人信教，这种攻击很难反驳。即使对那些已是基督徒的本地人，我们在进行我们的行政工作中，也特别注意不能对他们稍有偏袒——这使得我们的本地教友对我们的这种苛待很难想得通。这不仅是一个谁获得工作机会的问题。尼泊尔的基督徒理应质问我们：你们这所医院到底是不是一所基督教医院？你们要不要基督徒处于领导职位？一个基督教传教队需要对这两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而同时不管怎样不能对基督徒有所偏袒。
除了避免偏袒这个理由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对给予基督徒福利时要特别严格：因为这可能使他容易在属世的生活中陷于软弱而遭腐蚀。
不止一次，我们曾经看到一个生气蓬勃的年轻基督徒由于好心的外国人的慷慨施与而偏离了正道；不止一次，这个外国人正是我自己。
不管我们在给予工作机会时如何尽量保持公正不偏，我们医院的基督徒人数只有不成比例的10%。所以如此的理由很充分。有些人是在医院工作多年才成为基督徒，另一些人虽在受雇前就是基督徒，但他们的受雇条件远较一般人优异。极少数的基督徒是由别的单位调转来的。
然而当我们考察一下尼泊尔本地教会的会员时，问题就来了：几乎所有地方教会的成员或者被传教队雇佣，或者与传教队有关系。所以人们将责备：我们不仅有“挣米饭”的基督徒，而且有“挣米饭”的教会！这种责备容易反驳。我们究竟是在尼泊尔，这里相对而言只有极少数的“挣米饭”的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国家所忍受的苦难是这样高的代价，足以支付任何一种“米饭”。但是在我们周围的印度教徒的眼里，本地教会只不过是传教队的监护所，其本身没有独立的生命。尼泊尔本地教会被他们视为机会主义者，或者更坏一点，是像莫汉那样的骗子。
直到这些本地基督徒真为自己的信仰而心甘情愿地受苦时，他们才不再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或骗子。只有在那时，印度教徒们才认为本地基督徒的信仰是真诚的。事实证明：那些受苦难而仍能站稳脚跟的基督徒受到印度教社区群众的尊敬；基督教忽然变得有吸引力有威信了。
在初期的传教队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全是传教队雇员的教会。在传教队到达前，安普琵琶尔根本没有教会。不可避免地那些被吸引到基督教的人们必然和传教队有关系。在另一方面，这也是真实的：在一个大的传教队无限期的荫蔽下的本地教会将难以建立其自己的坚强独立的领导。在安普琵琶尔，我们曾亲眼看到一个生机盎然的本地基督徒领导的教会逐渐脱颖而出；这个过程是由传教队的决心所促成：传教队留在后台，撒手让本地教会去干工作。
我们在安普琵琶尔的经验曾特别注意到：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内建立传教机构时内在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机构中那种阻碍本地教会独立发展的倾向。某些传教“战略家”主张干脆不要建立任何传教机构(如传教队)，不要以“管理者”(managers)身份而是以“仆人”(servants)身份进入一个国家，同该国本地人一起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机构中工作。这种作法具有优点。
然而，当美国联合传教团(The United Mission)初次被邀请来尼泊尔时，这里只有极少数本国基督教机构。再者，传教团的目的是“针对人民的需要办事”，为此目的，传教团建立了相应的机构。自然这些机构理应是“基督教”的机构，由基督徒管理和指导。一个机构仅仅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为“基督徒”，因而就算作“基督教”的。
然而，尼泊尔今天的形势变化迅速。在保健、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有政府自己成立的机构和工作。在这方面对外国人的需要越来越少。因此，外国传教人员连同尼泊尔本地基督徒开始共同为政府的上述发展计划服务。进一步，所有在尼泊尔工作的外国传教人士获悉：政府将要逐步接管他们原设的一些机构，把这个过程委婉地称之为“尼泊尔化”。
实际上，联合传教团积极参与了这个过程，多年来，它一直招雇并培训适当的尼泊尔人，使其能在上述机构中胜任领导职务。但“尼泊尔化”一旦实施，“基督徒”的机构将不可避免地消失。于是，在尼泊尔的外国人基督徒和本地人基督徒都需要为这一天作准备，其时，他们都同为政府或其他非教会组织工作。这将有一段进一步试验时期：离开我们原来的“基督教”的“复合机构”而独立工作总是不容易的事。
安普琵琶尔教会的成立应归功于初期传教队所建立的机构。实际上，在安普琵琶尔第一批信基督教的人是在初建的医务所被治好的病人，远在医院正式成立之前。例如，迪尔．库玛尔(Dil
Kumar)，他初识传教队是在他因肺病重得快死而送进医务所的那一天。当时他两边的肺叶都因感染急剧恶化，即使躺在床上也喘个不停。他立即获得治疗，几个月中徘徊在死亡边缘。几次肺衰竭，差点当场死亡；另外几次，他咳血过多，差点死于失血。几经抢救，仍继续恶化。从医疗上讲，他已无望。
我们医生们在治疗严重病人时，对病人常产生一种感觉，感到他很难熬得过去。我们的这种感觉自然并不总是对的，就有极少数的这种重病人，治他的医生已束手无策，却终于活了过来。在极稀有的病例中，我们眼看病人越来越濒临绝境，死亡只是几秒钟的事，但是找不出明显理由，他们忽然苏醒过来而走向康复。
迪尔．库玛尔就是这样一个病人。看护他的人，包括海仑医生，只有把他的治疗交给神来处理。迪尔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由于他与死亡擦身而过，得到康复，他信了神，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件事在村子中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因为迪尔是社区中有影响受尊敬的人。最初，村民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原以为基督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后来对迪尔奇迹般的康复感到稀奇；他们甚至同迪尔一起相信他是神力治好的；而且认为迪尔一定要把神称为“基督”，这也无妨。
不久，迪尔的父亲亡故，家人要他回去参加印度教式的葬礼，迪尔拒绝了。这可惹怒了家人和社区群众。从来没人敢拒绝参加这样的大礼，特别是父亲的葬礼。但迪尔坚持己见，于是，突然之间，他以前的朋友、乡亲、家人才理解迪尔的新宗教信仰可不是闹着玩的；的确，它是和他们自己最坚定的信仰水火不相容的。
愤怒的村民们开始报复迪尔，他成了嘲弄的对像，人人都攻击他。他丧失了土地、继承权、朋友和在社区里的地位。他成了公敌、丢脸的人、甚至罪犯。只有他的妻子和他站在一起。事实上，她比他更早信主，她在看护他而康复的过程中，和他分享了基督的信仰。
他丧失了一切，无一物可以为生，又弱得不能作体力劳动，只好在传教队办的医务所里充任一职。他不识药物的英文名字，但他能数药丸包在旧杂志中发给病人。渐渐地，当其体力复原，被给予更多的工作。不久，干起收钱的工作。他的英语也有进步。几年以后，当安普琵琶尔医院成立时，他成了第一个出纳员。
过了几个月，村民们见迪尔并未被他们的责骂所屈服，而是安之若素，他们慢慢地改变了态度，开始把他看作真被神感动的人，一个有勇气坚持自己信仰的人。一点一点地，他们的怒气被勉强的尊敬所代替，终于，他的敌人们转而对他友好而敬重。
多少年来，迪尔是安普琵琶尔的基督徒中唯一的男性，处境颇为孤单。他忍受住了。慢慢一个一个地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一个尼泊尔信徒的聚会小组。这时传教队也对他越来越信任，不仅只让他担任出纳员的工作。他的判断能力和对本地事物的了解，在传教队应付的许多危机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我和辛西亚来到安普琵琶尔时，迪尔不仅是公认的教会领导人，而且是我们传教队可信赖的主要顾问。
在我的尼泊尔早期生涯中，有一次我差点把一只母牛(印度教人认为是圣畜)弄死了，幸好迪尔在那里，就是他比任何人都得力，帮我将愤怒的群众安定下来，他向群众再三解释说：外国传教士不是一般人，他们常常哑不能言。若不是他的这番帮助，我在安普琵琶尔的生涯早已突然不体面地结束了。
其他本地人，例如名叫鲁德拉(Rudra)的，跟传教队的关系更加微妙。鲁德拉，好独立思考，他在村子里常因搞革新而激起群众的争议：诸如新庄稼、新肥料、新灌溉法等。一些村民认为他是革新家，其他人则称他为怪人或疯子。当他的改革成功时，村民们变得忌妒，并破坏他的努力，将他的新产品偷走，或将他灌渠里的水分流引到他们自己的田里；他们让自己的牲口吃他的白菜和果树苗，而当有人的山羊因吃了新洒农药的树叶而死时，村子里就认为应该由鲁德拉负责，并要他赔偿死了的羊。
鲁德拉不限于农业方面的独立思考和改革，在上中学时，他曾从教会中学老师处知道有关基督教的事。他听到的东西，仍保留在记忆中。他对印度教在村中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觉得它只是进步的障碍。为了切望多了解一些基督教，他来到安普琵琶尔希望借到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书，或许能见到一位传教士。
他来时是一个工作日(非星期天)，走进了华尔．柯莱特(Val Collet)的社区保健室。虽然她很忙，仍抽出几分钟和他谈了谈，并借给他一本圣经回家读。她设想他星期六会来参加礼拜，礼拜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交谈。
鲁德拉星期六果然来做礼拜，但是没人有时间和他谈话。传教队以为那天我会和他交谈，因为按计划，迪尔和亚伯拉罕不在时，应该由我留下接谈。但碰巧那天辛西亚和我都有客人来家，我和鲁德拉只谈了几分钟，就向他道歉因有事没空多谈，希望下星期同样时间能高兴地和他再谈(因为从他的村子到教堂只不过走两小时就够了)。这样恐很难被人指责我们在“推销”“宗教”吧！
下星期鲁德拉未来教堂。但刚巧在晚饭前，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出现在我家门前。这颇为尴尬，因为我们已邀请了一些客人来家聚餐。我最多只能陪他们坐下谈到饭前为止。我说我原来期待他们早来一点，现在抱歉只能陪谈很短时间。他们仍很感谢并说给任何一点时间谈谈都无妨。虽然他未表示不满，他们一定很不了解：因为我们的每件事都得事先安排进计划，他们不得不推迟长谈时间。可以肯定，任何一位如果走了两小时的路到(他们的)村子访问，绝不会得到像他们在我们这里所受到的“冷”遇。
我们之间进行了一番友好的谈话。我对两位年轻人的印像不错。他们似乎对基督教兴趣真纯。鲁德拉说他已读过华尔借给他的圣经，为了表明这点，对某些困难经节，他提出不少问题问我。我不认识他带来的朋友，但鲁德拉的确似乎不是来骗取职位。他家境不错，为了进行各种农业改革，他有许多工作够他忙的。他也不是为了要进学校，所以也不需求取奖学金。他花了两小时走路来我家，却只谈了三十分钟基督教，准备当晚走回去，可能天黑以前才能到家。假如有人不抱任何别有用心的动机来询问基督教，肯定就是鲁德拉。他偕来的朋友可能也和他一样。鲁德拉说：“我愿意你能教我们圣经，你能给我们开课吗？”
我邀请他们参加星期二晚上的查经班，并告诉他们，如有需要可帮助解决住宿问题。我不想把饮食也包括在内，以免有“引诱”之嫌。他们表示愿意参加，高兴地告别而去。果然，两天后，他们来了，在附近的茶馆吃了饭后就来参加查经班。那晚查经班有十一个年轻人，一齐谈到深夜，这是一段生动活泼而富有启发性的时间。我高兴地看到这两个新来者对此感到兴趣受到启发，他们在查经班的启发下稳步前进，以便赶上我们。在查经结束前已是半夜了。我还得为鲁德拉和他的朋友安排住处。海仑医生一楼的招待室还空着，因而就把他们安顿在那里。海仑住在二楼，有另一进口。
我对两位年轻人道晚安后，将锁挂在门扣上锁了，而将钥匙放在我兜里带走。我说：“明早我来锁门，你们出去时，记得把门带上。”我知道他们一天亮就得动身离去，这样就不必担心把钥匙送至何处。
谁知鲁德拉和他朋友并不立刻上床安寝，而是先去病房看望碰巧在这里住院的一个亲戚。由于该亲戚正睡着，他们就在护士室坐了一会儿，和这位新认识的护士小姐聊上了天。也是事有凑巧，海仑医生由于记起有关一个病人的事要过问一下，刚好此刻进来。她发现两位年轻男士待在护士室聊天，敏感地怕弄出什么丑事来。不知这两个年轻人是谁，而只往坏处想，不管青红皂白，她叫他俩立刻出去，没事不能在半夜三更在这里和年轻妇女私谈什么。鲁德拉两人畏怯地退到他那睡着的亲戚床边。
与此同时，海仑回房上床睡觉。刚入睡，就被楼下招待室的门在风中砰砰的撞击声弄醒；她想可能有小偷企图撬门。但发现门是开着的，门扣锁了一把锁，她就回房里拿来另一把锁把门锁上，才回房睡去了。
等鲁德拉二人再回到招待室睡觉时，天下雨了，但奇怪门为何锁了，两人纳闷议论一番，决定回我家拿回钥匙。我不免有点光火，面露愠色；但听到他俩嗫嚅窘态，又听见雨打着锡箔屋顶，我想可能是风大碰锁上门了，也不怪他们，将钥匙给了他们，我掉头去睡了。这把钥匙开不开锁，原来海仑已换上了另一把锁。他们不好意思再来打扰我，不得已回到医院，在祷告室外水泥地上混了下半夜。
这就是我们对这两位客人的过夜“招待”。第二天，当我弄清楚昨夜发生的事，我担心今后这二位一定气得不来查经班或任何聚会了。那晚我们可慢待了这两位贵客。
其实，不必杞人忧天。下星期六他们来参加了礼拜，接着又参加了星期二的查经，一直继续下去，使他们感到这新的宗教正中下怀，不断前进，而终于成了教会的正式成员。在以后的一些年，我们和鲁德拉的朋友失掉联系，但是鲁德拉则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始终一贯的基督徒，一个他们村子中的新型的革新者。他虽未遭到像迪尔．库玛尔所受的逼迫，但也不得不忍受妒忌的邻人们的日常打扰。更糟的是，他们仍然偷窃他的庄稼，恬不知耻地认为收获别人的劳动果实比自己劳动省劲得多。
这些土生土长的教会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团契很少“平常”(ordinary)的人。例如，有这样的人，他那害过麻疯的脚使他不能从事日常劳动和走远路，但他可以充当守夜人守望医院外的场地，在当值的夜里，我们可听到他对自己朗读圣经，或高唱尼泊尔文圣诗。有这样的人，过去的酗酒者，现在成了教会最有力的发言人，就在他受洗两日以后，在医院的一次聚会上，畅谈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见证，力劝每个人戒酒。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开端。
还有类似上述二人的许多例子，他们用亲身见证现身说法；通过各色各样人物的见证，神在尼泊尔群山中建立起自己的教会。 |
| 九、拉姆．巴哈德 |
拉姆．巴哈德(Ram Bahadur)邀请我到他父母家晚餐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他父母家在理普岗(RipGaun)村，从我们医院上坡需走十五分钟。拉姆不住在父母家，但每次请客都选在这里。当我问他这样是否会大大添加老人们的负担，他却回答：“一点不麻烦。”不管怎样，我私下为老人家的负担减轻而庆幸，因为拉姆另邀请的两家今夜不能来了。
离我们医院最近的这个理普岗村，对现代医药、现代教育，总之一切现代进步，甚少兴趣，更不必说对基督教了。这种对进步变化的抵触情绪，部分原因无疑由于拉姆．巴哈德的父亲(今晚晚餐的东道主)这位理普岗村主要巫医的影响。拉姆是这位巫医的长子，按一般风习已定为他父亲的当然继承人。拉姆的弟弟哥佩尔(Gopal)读完了安普琵琶尔教会学校的十年级，现在成了战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旨在对尼泊尔现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造反，最后要掀起一场全面性的革命。而我们安普琵琶尔教会医院也是它的主要战斗目标之一。我们遭到这个年轻鼓动者没完没了的令人头痛的麻烦。由于他在全国宪法公民投票中的捣乱，被当局拘留了两个星期，我们所受的麻烦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而从此以后，这位年轻人的革命热忱也衰退下来。
这晚我到他们家时，拉姆．巴哈德还未回家，但他母亲热情地欢迎我来，在门廊铺上草席，让我坐下。这位巫医父亲从邻近的一块菜地回来，向我微微点了下头，在草席上靠我坐下。这些年来我们间的关系颇为紧张，一方面由于他的小儿子的偏激行为；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巫医行业经常和我们医院的医疗作业矛盾；使他的一些病人转移到我们这里。不过今晚，虽不能说完全友好，至少对我保持生硬的礼貌。我们不久泛泛地交谈起来，渐渐涉及有关他们的生活和有关我们生活中的事物。
不觉谈了一个半钟头，拉姆．巴哈德还没回来。是否他忘了今晚请客？这时，他的一位妹妹从山路上蹦跳着跑回来报信，说拉姆正和一班年轻人聚会，马上就回来。由于饭菜已经齐备，拉姆父亲就请我进屋就餐，给我进上一锡盘的米饭，外加四小碗菜肴，包括辣味蔬菜，特别是专为宴客而准备的碎切小羊肉、腱、连皮带骨，用鲜美的酱搅拌在一起。在尼泊尔人家中作客，客人得先吃，家中主人们在旁陪候，注视客人盘碗中的饭菜不断添加，这比伺候一位公主的正餐更为“要命”：你会觉得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不是“觉”得，而是“实打实招”！
等我吃完，屋外已经黑了，室内只凭一盏小酒精灯和室中地上凹处的柴火余烬勉强照明这间15平方英尺的楼底地面，而楼上是粗劣的顶棚，上面储藏着家用的粮食和来年的种子。顶棚由不规则的木板条架在粗糙的梁木上构成，已被无数次的火烟熏得漆黑，倒也顺便防止了白蚁的侵犯。
即使在正午，室内也是阴暗的。除了从狭窄的门口透进一点光，另一光源就靠门廊矮屋顶下开的一扇由密口的木格子隔挡着的小窗。我们都是席地而坐。室内没有什么家具----没有桌、椅、凳、碗柜、壁橱、床，泥墙上也没有画片。几捆卷着准备睡觉用的草席竖立在一个屋角里。两个装粪土用的残旧的筐子和一个新一点的筐子放在另一个屋角，那是用来从十分钟路远的泉水装水回来用的；旁边放着几卷家造的绳索，用来牵拴山羊和水牛的。一堆堆的草秸和未脱粒的小米散放在各处。除了一个大铜锅之外，所有的锅、盘、玻璃杯都派上了用场。只看到一个大勺和一个刮勺。我们各人只能用手指抓着吃。
靠近门口的地上是几本属于两个女儿的撕破的学校读本。两个女孩在客人吃完后已开始进餐，她们敏捷地将饭搓成球状的团子往嘴里塞，一粒也不掉地。我在这方面的技术只好甘拜下风。我揉成的团子，总要掉下饭粒，必得将掉下的再搓成小的。
自从来此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除了拉姆的母亲外，我们全都吃完。她像尼泊尔所有家庭主妇一样，总是最后就餐。拉姆还未回家。谈话已经有点踟躇难前。我在沉思有关这个中上阶级家庭的如此节俭的问题。我纳闷为何连这样一个理普岗主要巫医的生活也不比他最穷的邻居们过得更舒服。是不是他的巫医行业由于我们医院的来到而遭受损失？也许不是为此。大多数尼泊尔村民只把他们的资金投在土地和牲畜上，而不花在享受上。这个巫医的生活情况也证实这一点。
当我不安地开始对比这座不事修饰的房子和我们居住的传教队的房子时，从屋外暗处传来越来越大的声音，原来有人开着晶体管收音机越走越近，不，这不是收音机，这是磁带录音机。录音带中说话者的声音越来越大，连整个村子都听得见。于是我听出了这是个男子的声音，他正在朗读一段圣经----保罗的《提摩太前书》，这是用尼泊尔语译的系列新约磁带之一。开着最大的声音一直走到门口，走进来拉姆．巴哈德，手提着那部我们借给他的录音机。他似乎很高兴看见我，坐下一边吃一边轻松愉快地谈话，好像他只迟到了三分钟，而不是让我们傻等他三个小时。他说今晚的青年聚会到了二三十人，大唱其诗歌，大叙其友情，大蒙神的赐福。他父母对他的这番兴高采烈似乎司空见惯。他的妹妹们接过录音机，继续放送，放完《提摩太后书》，一直到《提多书》，使我们不可能继续谈下去。录音机继续放送到《腓立门书》。我想这是该告辞的时候了，比我预计的时间整整多呆了两个小时。因为拉姆的住处靠近医院，他就和我一路同行。当我们走时，《腓立门书》的朗读声仍在星空回荡。
当我俩走着时，我回想起十二年前我和辛西亚刚到安普琵琶尔初次遇见拉姆．巴哈德的情景。那时我们在着手建造一座花园，但对园艺完全外行，就雇请拉姆做我们的园艺匠。不多久我们就懊悔这个选择。真难想像还有任何人会比他更不懂园艺，或甚至更不适合这类体力劳动。
当辛西亚请他挖一个三尺见方的洞准备种一棵无花果树时，他第一次漏出了马脚；他足足花了两小时才挖成了一个洞，这个洞妙得只能埋下一个半瘪气的排球。接着还出了其他洋相，使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他是我们所遇见过的最懒惰最迟钝的人，他根本不懂园艺，哪怕至少任何一种花匠的活。我们连续几个星期对拉姆表示歉意：只怪我们的尼泊尔话太糟糕，以致难以沟通，园地贫瘠多石，工具太差等，不得不请他另谋高就。虽然他对此有礼貌地欣然同意，但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也未见丝毫改进。
很幸运，对拉姆的辞退未引起不好的反响，尽管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巫医的儿子。尼泊尔乡间的人们对于丧失工作(炒鱿鱼)可难以忍受，尤其是当前活儿不好找的时候。这种丢面子的事常会引起报复行动，诸如切断传教队的水管、电线或将泥土和石子丢进蓄水塔里。
我和辛西亚第二次遇见拉姆．巴哈德是三年以后，其时他是医院的病人。在几个月内，我们不断听到有关他的古怪行为：他拒绝跟任何人谈话或进食，裸身在村里漫游，常常连续几天不见踪影。村民们不像惯常对精神病人表示体贴和同情，反而对拉姆轻蔑而虐待。小学生们向他扔石子。他更加想深深躲进他被扰乱的“世界”，有时藏在丛林里几天不吃东西。他父亲受到邻里的压力，要他和儿子断绝关系将其逐出村外。老人开始对儿子感到绝望和失掉耐心。
但在一个还未天亮的早晨，拉姆忽然来到海仑医生的家里，形容枯槁，张开一双大眼，请求帮助。恰恰海仑不在家，爱玲娜．诺克斯(Eleanor Knox)医生不认识拉姆，也不清楚他的问题，就把他送到医院，请当值的医生收留。当班的尼泊尔护士请拉姆在室外暂候，等八点医生来时才能为他看病。也许护士以为拉姆可能喝醉了；也许以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也许她简直不想麻烦医生看视他。不管怎样，拉姆不辞而别，再不回来。
当辛西亚听到爱玲娜医生有关一个清早来看病后来又不辞而别的人时，立刻明白他是谁。几天都不见他的踪影。终于他在一个晚上来到他父亲家，几乎寸步难行。家人让他睡在门廊窄的那一头，那里拴着山羊；他不吃不说，一天一天衰弱下去。
他回到他父亲家一星期后，我们才知道。辛西亚和爱玲娜医生(后者对精神病有经验)决定上理普岗村去看望他。她们发现他躺在阴暗的角落里，头发蓬松、语无伦次、骨瘦如柴。征得他父亲同意后，她俩开始和他交谈，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诧异，自前一周那个早晨去看过爱玲娜医生后，他一直不说话，而现在居然开口说话了。
他含糊地说：“我那天早上是去寻求基督教医生们的帮助的。我相信你们的上帝一定能治好我。但后来我怕起来，没一个医生来，我怕村子里的人会来医院找着我，打我，所以，我就逃走了。”
爱玲娜医生问：“你现在还相信上帝能治好你吗？”他回答说，声音微弱几乎听不见：“是的，我相信，我需要他来治好我。”
他显然生命垂危。由于他家似乎不愿采取什么救助他的行动，一个住在他家附近的尼泊尔基督徒自告奋勇愿把他背下山住医院，以便获得正规治疗，必要时，可用胃管为他喂食。当这位基督徒邻居赶到他家时，拉姆忽然变了心不愿去医院了，这位好心的邻居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抱起来搁在肩膀上像半袋米一样，把他背下山去。
我对他的到来颇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接收了一个精神病人；而且我们一般不愿接收这种病人，因为即使在一个条件最好的医院里也很难看顾这种病人，何况我们这样一所在尼泊尔山区的人手奇缺忙不过来的小医院。一些精神病人曾打坏门，拧坏电灯，将昂贵的泡沫橡皮床垫撕得粉碎，甚至闹得全院不宁，使得医护人员不能正常工作。有一个可怕的女病人周期性地发作，为了逃避她认为的“苦刑”，而爬上盖着几层锡铁皮的医院屋顶。为了从屋顶上抓住她，简直像老电影里在巴黎的屋顶上警察追贼的惊险场面一样。
然而，辛西亚的同情和受圣灵的启示战胜了我们行政上的一切顾虑，让拉姆住进了两间特别病房的一间。在这种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基督徒们轮流来看护他，更重要的事是为他祷告。好些天拉姆的病情没有什么变化。整个教会的外国传教队队员和本地教友，个别地和成批地为他恒切祷告，希望拉姆不仅治好病，而且能认识和敬爱上主，这位上帝是他近日来寄托他垂死挣扎的希望的。
人们可能把他的治疗归功于时间、祷告、医药或上述三者的结合，不管怎样，经过四周的时间，拉姆完全痊愈了。他变成了一个新人，自由自在，侃侃而谈，吃得香甜，深深地感谢和他一起分享神爱的基督教友们。在他出院的那一天，辛西亚在他病房里和他坐在一起谈到基督耶稣，送给他一本马可福音小册子。末了祝福他要紧跟那道在他病重时照耀他的光，要探索那道光的光源所在。
此后几年我们都没有看到拉姆。听说他最初想参军，但未成功，他就去印度找工作去了。他一去差不多三年。一天他母亲来我们教会参加一次特别聚会，在会上她请求我们为她儿子和她自己祷告：希望儿子写信回家解除她的悬念。一个名叫芭婷尼(Battini)的虔诚尼泊尔信徒，文盲但信仰很坚定，这次碰巧来参加聚会，她和辛西亚一起把拉姆母亲拉到一边特为代祷，希望他免受危害，并希望他即刻写信回家，以免家人悬念。她们也祷告：希望拉姆认识救助他的上主。祷告后，芭婷尼对他母亲说：“现在放心回家吧，你不久就可得到来信。”
几个月过去了，仍无片纸只字音信。辛西亚每次遇见拉姆的家人都感到不安，生怕又一次听到否定的回答。后来有一天，即在芭婷尼和辛西亚为拉姆祷告的四个月后，他母亲忽然接到拉姆的来信，报告他身体健康，并在印度北部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封迟到的信，实际上是四个月前写好投邮的，算起来，正是辛西亚、芭婷尼和他母亲一起代祷的那个星期之内。
在神应许她们为拉姆的代祷后不多久，辛西亚去拜访拉姆的家，才知道他母亲已到有一天路程远的一处著名的印度教神社去进香感恩去了。等他母亲回来后，辛西亚再次到他家去，责备这位巫医和他的妻子不该从一位上主得到赐福，却到另一位“神”那里去谢恩。辛西亚对他们说：“这位曾救了你儿子的上主会高兴你们这样的所作所为吗？”
一年过后，拉姆．巴哈德厌倦了印度北部人口稠密的平原的炎热和忙乱，回到安祥熟悉的喜马拉雅山麓的家乡。他的心情又像病前一样活泼而愉快。由于难以在我们医院找到工作，他就孝顺地在他父亲的田地里干农活，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其时，“校园十字军”(Campus
这次福音研讨会果如教会的祷告，这次有影响的活动使拉姆认识了神而决志请他做个人的救主。他并且获得“校园十字军”的某种异象(vision)和他们的激情。他一回到安普琵琶尔就邀集了一打(十二)邻居的儿童们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会上充满了罕见的福音热忱。其他虽知道我们的祷告会而从未参加的人们在拉姆的鼓动下也突然开始参加了，连他的革命的弟弟哥佩尔也有时到会。
几个月后，拉姆被正式接纳进我们教会的团契，从此以后一直是我们积极有为的成员。由于他没有固定职业的束缚，他能有自由时间组织各项在过去没有人有空干的活动：他乐意从事跑腿、送信、甚至仆役性的服务，只要有人求助，无不应允。他比任何人都充分地利用了教会的传道的录音带，在他的手里，那个录放机很少闲着。
最近，他有效地组织了一个活跃的基督青年组，对整个教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们的集会参加者很踊跃，集会的时间常常超过预定计划许多小时----准确点说，根本不必计划。其中一次集会刚好和他邀请我们去他父母家晚餐时间重叠，这就是那晚为何迟到三小时的原因。
这仅是拉姆．巴哈德故事的开端。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为了将来的发展，他谈到要去圣经学校学习，以便更有能力向他的家庭及邻居们传布福音。他的宗教热忱具有感染力，他的“异象”传播得愈来愈广，并不因他父母的冷淡以及他弟弟过去的“革命”朋友要揍他的威胁而有所减弱。
拉姆．巴哈德的例子并不是仅有的。在尼泊尔已涌现越来越多像他那样的青年男女。这是许多信徒组织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的果实。他们是新教会的建筑砌石。 |
| 十、谭嘉．普拉沙德 |
在我们教会所有的尼泊尔会员中，和我打交道比较多的人之一有谭嘉．普拉沙德(tanta Prasad)。当我们初来安普琵琶尔时，他是医院的助理建筑监督，其时医院正在施工中。像大多数尼泊尔人一样，他身材瘦小、黑发、肤色黝黑，在身体方面并无与同种人不同的特点。但他具有一个婆罗门人的典型特征——面孔狭长、尖鼻、尖下巴，当他看你时，你彷佛感到他不仅是看你，而是盯透了你。但盯的时间不会长。像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他的两眼也转动不停。他紧张、激动，总在运动中——作为医院建筑监督，我想这是最理想的性格。
我们刚认识谭嘉．普拉沙德时，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为人粗鲁、傲慢、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有点达到粗野的程度。和他谈话，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觉得仿佛爆豌豆的声音在耳中劈啪劈啪。那时我在医院半日工作，且不担任行政职务，难得和他见面，但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他在附近：他总是在对工人们的工作挑剔这挑剔那，像尖叫的枪弹频频扫射，从医院的走廊这头一直扫射到那头。虽然工人们都比他年纪大，但都乐意容忍他的吆喝，因为他能读能写，而工人们大字不识；而且他是一个婆罗门，下等种姓的工人不得不敬畏他三分。在谭嘉的快嘴后面是一颗敏捷的心。他工作认真，严格要求自己跟要求别人一样。他负责监督四、五十号工人工作，他们都各有所长，在技术经验上超过他。然而他敏于学习，在医院建筑完成之时，他也学会了各样的工程。
在我们到达安普琵琶尔几个月之后，我才直接和谭嘉打交道。我们医院虽有一部发电机，向医院及职工住宅送电，但在我们家缺少一条引线和插座以便插用一些家用电器。因此，我商请谭嘉拉一条电线到室内某个方便又不显眼的地方，再装上电源插座。他对待给他工钱的外国传教人员一贯客气有礼，他说他乐意效劳，并说不必担心，明天准保装好。
第二天我去拉普西波特(Lapsibot)，在我们医院北部六小时路程，一个月去一次的乡村诊所之一。次日晚上回家，又累又饿，映入眼帘的第一桩新鲜东西是：在客厅主要墙壁中心吊下一条难看的米色粗电线，其末端离地一码高装上一个插座。这条电线肯定跟火线挂钩，难怪我一瞥见它就彷佛我的大脑两半球之间烧熔了保险丝而大冒“怒火”。我莫名其妙这条电线为什么使我那样倒胃口。我的审美感再也经受不起这样大的冲击，在这本来是牛粪合泥巴的墙上现在又多了这条电线来“锦上添花”。它在我人困马乏的时刻不啻雪上加霜。整个晚餐时间，我总不自觉地盯着这条倒霉的电线，老想要用什么合适的方式和这位高傲的建筑监督算这笔“帐”。
当我沉浸在这个问题时，突然心中闪出一个念头：基督就像这条电线正穿过人的生命，在线的末端是电源插座，在召唤人们插上这个插座。我似乎已经从插座拔出来了。这个“危机”很快度过，我从没有对谭嘉提过一句话。
医院建筑完工后，谭嘉继续留下来担任医院的维修职务，这时他已在技术上好好武装起来足以胜任工作，还能支援其他工作。例如，他在手术室帮助我做初期的一个肠堵塞病例，那次病人猝死在病床上。在前述玛雅的病例中，也是谭嘉一直自告奋勇拉呼吸袋，一直到她停止呼吸才罢——那次玛雅因吃了两罐杀臭虫的毒药而自杀身亡。
玛雅死后数星期，谭嘉通过我们医院内部电池运转的电话线打电话给我，请求马上去看他。他是从一个传教士的家里打的电话，语声为某种事而充满恐怖。他恳求我火速去。
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他濒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他本来快速而神经质的动作大大地加剧；冒汗、抽搐、瞠目左顾右盼、精神错乱。这毫不足奇：原来半小时前，他吞进了半罐杀臭虫毒药——就是玛雅用以自杀的那种药水，但现在他感到后悔了。
一个在这样近的距离，长时间亲眼看着吃臭虫药的玛雅慢慢而可怕地死亡的谭嘉．普拉沙德，居然宁愿吞食同样的毒药自杀，这真使我茫然不解。我获知谭嘉因为没取得奖学金，不能深造上进而感到沮丧，似乎这难以成为采取这种行动的充分理由。
我们赶快将谭嘉送医院抢救，将他胃中的东西抽出来，为他注射颠茄碱(atropine)以抵消毒药的影响——这次，不像对付玛雅的自杀，我们已知道是臭虫药而胸有成竹地治疗，使他幸免于他孟浪行为的可怕后果。他只稍微中毒，几小时就康复了。
谭嘉愈后仍感心情不安，大大影响工作。终于离职而去别的城市试搞新的行业。在他离开不久，我们发现他曾经挪用某些医院的供应品、后来又听说，他陷入某种困境而逃到印度以免被捕。
自此以后，我们不知他的音信。几年过去了，我又遇见他，这时，他在加德满都传教团总部供应处工作。虽然经历不少挫折，总算未离正道，终于成了基督徒。在印度，他的生命受到最深刻的影响，他遇见了“运筹动员传教团”的一个队，这个队是一个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福音传教组织。这个队的领导人碰巧是一个尼泊尔的婆罗门，和他自己一个种姓。他邀请谭嘉参加他们的队伍。因此谭嘉和他的新同伴们在印度巡游了几个月，认识了基督教，了解了作为基督的门徒应该怎样生活。在谭嘉离开他们时，某种过程在他的心里作工，终于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命。
谭嘉在加德满都工作得不错，终于在传教团中心服务处成了二把手。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得能干、勤勉而且忠实。并且他在加德满都一个教会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的会员。他并在业余努力学习以获取斑中毕业文凭。有句名言：“行善必得好报”。这在他身上应验了。
但是，有一件事影响了谭嘉．普拉沙德的平衡：他想回到安普琵琶尔。他渴望重回到靠近医院的他的村子。他觉得对自己的乡亲，尤其是对他的父母有一种义务，他相信上帝正召唤他将在基督里获得的新生命与乡亲和父母共享。在他酝酿他的上述信念的同时，我们医院正发生职工短缺的危机。在短短的时间里，不少年长职工(包括传教士们)都离此地他去。我们急需补充采购员和维修监督两个空缺。我们认为能填补这两个空缺的任一个的唯一人选就是谭嘉．普拉沙德。我们认为他可同时兼顾这两个职务；即使他不能兼顾，总比两个职务都缺为佳，因为我们眼前实在找不到更好的选择。
我们愿望的最大阻力来自加德满都传教团总部。他们不愿意失掉这样一个可靠的工作者，虽然他们在加德满都比我们在安普琵琶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职工。对我们有利的因素是：尼泊尔国王最近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号召有技能的青年人从城市回到乡村去，帮助自己的家乡发展。乘着这股运动的浪潮，我们催请传教团总部响应国王的号召，放谭嘉回到他的村子。终于，总部答应将他送回我们医院。
可是医院的其他职工并不热情欢迎谭嘉回来。他们还记得谭嘉过去的为人，而且他们很快就注意到，谭嘉的人品和脾性改变很少——似乎他们希望一个生苹果能熟成一个桃子。因此谭嘉在回到医院后遇到欠缺礼貌的接待，这使他感到颇为泄气。
更坏的遭遇是在自己的村子，尤其是自己的家族。由于闻知他成了基督徒，他的婆罗门种姓只有加重他的罪过。他父亲的心被对儿子的爱和对婆罗门村民们的要求而撕成两半，婆罗门种姓的人要求他断绝父子关系把他赶出村外。最后婆罗门种姓胜利了。谭嘉好不容易在五年多后回到家乡，却被含泪的父亲驱逐出村外家外，被迫在医院附近找一间小屋居住。
谭嘉早已对这样的处境作好准备。通过阅读圣经和其他基督徒的见证，他知道信基督教必然招致本身的苦难和可能的迫害。起先，他似乎被苦难所激励，相信上帝正喜爱他，赐以如此良机来为信仰受苦。他把大部份业余时间都花在劝说他旧日的朋友们：基督才是所有尼泊尔人的归宿，基督教不是一种外国的宗教，而发源于亚洲，既为亚洲人，又同样为西方人所信仰的宗教。然而，他的努力只为他树立更多的敌人，部分归咎于他急躁的态度。终于，他对此灰心，不再与他的乡区公开对立，而专诚为医院服务，为教会团契事奉。
乡人对谭嘉的敌对暂时缓和，似乎他的苦难已告结束。但几个月后，苦难又再次降临。这次，我发现我自己也卷入旋涡。
一天，没有任何预兆，当我一走出手术室就发现整个门诊区挤满了激动的群众，一边推挤，一边尖叫。门诊的工作完全停顿了，每个人都到我的诊室来看里面搞的什么。我听见有人在喝问：“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靠近我身边的人指着我说：“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人们就互相推挤，向我挤来。
当我走向诊室时，我觉察群众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好奇心盯着我；当我走近诊室时，他们似乎更怒不可遏。我到底干了什么使他们激怒成这样？我从这七嘴八舌的喧嚷中听不出一点端倪，因为每个人都在同时叱喝。但不要多久我就弄明白了。我推开人群走进诊室，见谭嘉和一个警察在那儿。愤怒的尼泊尔人挤进每一个可能站人的空间。我注意到，那个X光透视员，谭嘉的主要对头之一，站在角落里轻蔑地微笑。终于，我看到了这场混乱的动因：在我的诊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妇女，衣服紧裹，面无人色。我心想：啊，上帝，她是个死人。于是，我望着谭嘉大声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谭嘉说：“我们被捕了。”我问：“谁被捕了？”“你和我。”“为了什么？”“说我俩共谋，谋害了我老婆。”他的妻子？是的，我记起他在村子里有一个妻子。但是自从知道他已改信基督教，她就回了娘家而和他断了往来。而我更与他的妻子毫无关系，甚至不认识她。
一件谋杀案！我再瞥一眼这个女人。她看起来真的死了；看不出一点动作，甚至一点颤抖。她僵直地躺着，脸色蜡黄，毫无血色。但当我紧紧盯着她，想看出她是否有点抽搐或闪动时，我感知到她正在呼吸。我感到血涌上我的脸。至少，这不是谋杀——不管怎样不能定案。一个穿破背心腰缠白布的矮个子上前来指着我对警察说：“先生，就是他。他毒死了她。自从她走出医院，就成了这个样子？”他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了一个“感叹号”，并对着我的脚吐了一口痰。
谭嘉悄悄对我说：“他就是我的岳父。我妻子两天前到医院来，你给了她药。他们说那是毒药，是我请你为我毒死她的。你到底给了她药没有？”我说：“在未查看病例卡以前，我怎么能确定是否我给了她药呢？你能确定我看过她的病吗？”
他说：“他们咬定你看的病傍的药。”我感到恼火：也许她拿了十倍于应给的药或别的处方，点错了一位小数点。药剂师常常犯这种错误，而怪到我们处方医生的头上来。或者，也许是这妇人对药物有过敏反应。
她父亲恶意地对我皱眉怒视。他是个难对付的古怪老头，胡子未筛，从肮脏压扁的帽子下伸出蓬乱的头发。跟他一起的人也怒目而视，一个赛过一个地对我表示敌视。其中大多数是躺在诊床上的妇人的亲属，外加谭嘉的敌人们。
警察转向我问道：“医生，两天前你给这位病人看过病吗？”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她可能是那天我看过的五十几个病人中的一个。我回答说：“让我查看她的病例卡。在未查卡以前，我不能断言什么。”我到处找诊室助手西达(Sita)，我喊叫：“西达，西达。”正当我急需她时她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从挤在门边的人群中传来了这样高嗓门的回应。西达说：“我正找来了病例卡。”她老是在我前面六步远站着。
不错，谭嘉的妻子的确在两天前来院看病，而且看她病的正是我。我一看病例卡就放心了：我只开了打虫药(肚肠寄生虫)，这是医院最普通最安全的处方。而我开的剂量也正确。病例卡上写着：她有轻微腹痛，体检正常。大便检查结果有蛔虫。
谭嘉从我肩后将病例念给我听。我说：“这事有点蹊跷。”他同意：“我也这样想，有人在陷害我们。”
他说得对。他对躺在诊床上半死的妇人毫无责任。纵使不是我医生的过错，还不能排除药剂师方面的错误。此外，这些人可能会说他们要说的任何话。他们可能会说我开的打虫药是为了掩盖我实际给的毒药。我自问无错，但怎样才能说服他人……例如警察，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人。
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待下一步怎么办，既然我已查看了病例卡。谭嘉建议我最好至少检查一下这个病人。也许她需要治疗一下。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建议。我已经忘了我是这病案的医生。我告诉警察，只有把群众请出诊室外，我才能对病人进行检查。我坚持所有的人必须出去，只能留下西达、谭嘉、她父亲，当然还有那位警察。
我叫西达为这位少妇脱下衣服，她父亲和谭嘉必须协助，因为她躺在那里不能动弹。三人忙乎好一阵，才算脱下她的衣服。我于是慢慢而故意地从头检查到脚。我发现她没病，只是一时昏迷。仅仅发现两处异常病症：呼吸缓慢，血压偏低。但这两者也是在正常低限度之内。在这段期间我的疑虑不断加深。她的整个情况难以解释，我从未见过如此昏迷的人而竟然没有伴随其他症状。突然我产生一个想法：这病人是歇斯底里类型。为证实这一点，我稍稍摇动她。并无反应，我就开始戳她、捅她、夹她，并向她大声叫喊，叫她起身，发现她有所动作，没有什么不正常。但她仍然躺着。她父亲发脾气，说我在撒谎，叫我最好停止捶打他女儿，否则，他要连同这方面提出控告。
自然，歇斯底里病人通常对捅夹不反应……我早知道这点，但我仍然对她不加反应感到有点失望。也许她不是歇斯底里，也许我猜错了。然而，假如连我自己都不信服，我又怎样说服别人呢？
谭嘉越来越不安。正在此时，我计上心来，决定和他们摊牌，哪怕自己冒险。这是一场赌博，但假如它起作用而证明我没错，我们可以省掉大大的麻烦。我不致在警察局待上一夜或一星期。谭嘉当然希望避开比我更大的麻烦，他可能要遭受更加恶劣的待遇。
我极力摆出专家的神气，对警察一本正经地断言：“她在欺诈，她在装假。这整个是在演戏。”然后，我朝着她父亲，更加火上加油郑重其辞：“就是你编造这场把戏。你来这里把什么都捣乱了，搅乱了医院的工作，给基督徒和外国友人找麻烦，他们来是为你们国家服务的。你们所编造的控告纯属谎言。你故意要你的女儿来扮演整个角色。这是我一生中所遇见的最肮脏的讹诈。就是你本人应该进监狱！”
我的这场表演即使够不上“奥斯卡”奖，也明显地够这个警察受的。他看看我，又看看那少妇，又看看她父亲，最后转向我，向我道歉：“医生，今天我们给你招来大大的不便，谢谢你在这个案子上的协助。这事与你无关，你用不着和我们上警察局。但我必须将她丈夫带去，我们还未能与他了结。”这是历来的惯例：尼泊尔基督徒在任何麻烦中首当其冲，而外国人则获得道歉。
这位少妇一直躺在那里如同僵尸。我示意西达为她穿好衣服。当然，穿衣服比脱衣服花了加倍的时间。我利用这个过程，侦察出病人一些自动的动作，似乎她也为这场把戏弄烦了，想用些合作的动作来加速结束这场戏。但我尚不能确定，也许当三人和西达为她穿衣而摆弄来摆弄去的时候，她可能有所扭动，而我可能没看到。
我们叫来抬椅，把病人扶上去。愠怒的这伙人走出门外，谭嘉和警察尾随在后。当他们走出时，我掐了掐谭嘉的胳膊，说：“教会今夜将为你祷告。”
他微笑，仅仅说了句：“她会怎样？”望着抬椅，他又说：“她还是那样，他们仍会说我毒害她。认为她死了？认为你说他们演把戏是错的？”
轮到我微笑了，说：“她不会死。”我只来得及说这一句，他就走出门了。
我们不敢浪费时间，回诊室诊视常规来院的病人，他们被刚才那场骚乱耽搁在一旁。这时是下午看病时间的中央。刚才那场闹剧足足拖延了一小时。
第二天医院正常时间，谭嘉回来上班。一听到他回来，我即来看他。他咧着嘴笑，回答我询问的脸色说：“我老婆一到警察局就醒过来了。警察十分讨厌这事，结果罚了她父亲三百卢比，为的他影响治安。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发狂。”
我说：“以后要再搞这类勾当，他们不得不再三思量。”他点头称是：“是的，也许他们终会明白上帝总归在我们这边。”
我衷心希望自此之后谭嘉会事事如意，但事与愿违，他不但在村里有许多敌人，在医院职工中也如此。他们不愿放过任一找他麻烦的机会。最糟的是，连他自己的基督徒姊妹弟兄中(包括传教士)对他也冷冰冰的。
在共产党领导的多月骚乱中，谭嘉遭受了他最大的考验。他成了学生暴徒的特号靶子，这些暴徒常来打扰我们。谭嘉是暴徒们在医院显示其力量的主要斗争对象：当时，谭嘉正担任采购员的职务，人们诬告他欺骗轿(挑)夫们。学生们就来医院主持他们的所谓“公义”。俗话说：“为基督死比为基督活还容易。”那些日子，谭嘉差不多尝尽这种考验的苦头。
至于为基督而活着受苦，谭嘉比大多数传教士都体验得多——尤其对于我这个传教士而言确是如此。 |
| 十一、麦纳斯与卓蒂 |
谭嘉．普拉沙德终于离开安普琵琶尔医院参加尼泊尔基督教团契会，成为福音传教士。他的离职使我们失去采购员，要再找一个能接替他的人，既能书写英文，又能负起所要求的财务任务，简直近乎不可能。像这样质量高的尼泊尔人都集中在城市，而不愿到乡村地区工作，因为乡间的工资低，条件差。我们还不知有哪一个本地人能顶他的缺。再者，就在此时，我们的业务管理员也走了，我们原本希望谭嘉能帮助训练新来的业务管理员，这一下也落空。因而，谭嘉的离开给我们带来双重困难。这次是我们所遭遇到的最严重的职工短缺危机。
谭嘉已经答应我们过一个月后再离职，甚至同意额外多干几个星期，假如我们还未找到替手的话。一个月过去了。在他额外工作的第二个星期末，我们仍和一月前开始时一样，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连点线索都没有。谭嘉只能为我们再干一星期，到时他必须走了。
我们开始拟定应急计划，以防万一谭嘉走了，我们仍找不到替手。但是这些应急计划谁都不满意，它们只不过将谭嘉干的活分给已经超负荷的人们。而且，像在危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越是缺人，医院越忙得不亦乐乎。
我正在户外草地上忙于写信到处求援以作最后努力，盼望也许天赐良机会有人推荐一位能替代谭嘉的人。恰在此时，一位二十岁模样的年轻人走上台阶，走向我正在忙着写信的草地。我从未见过他。他神态活泼自信，衣着整洁。
他用合格的英语询问：“我从此地经过，听说你们正在寻找采购员。我名叫麦纳斯(MeghNath)对此职务有兴趣。”
这简直太妙了。但我在尼泊尔年数不少，使我小心谨慎起来。像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年轻人，到头来可能被发现是一个惯贼，或者是一个共产党煽动份子。首先引起疑惑的是，为何这样一个衣冠楚楚，能通英语的尼泊尔人居然游荡到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角落里来？其中不无可疑之处。
我回答说：“是的，我们需要一个采购员。”尽量不露出我们急不可待的惨状。接着问他：“对这项职务你有什么合格的资历呢？可否自我介绍一下。”
麦纳斯说，他出生于一个叫波峦(Borang)的村子，在安普琵琶尔北部约一日的路程。初中毕业他去印度大吉岭(Darjeeling，India)住在叔叔家，在那里上完高中。他曾去加尔各答上大学，由于缺钱而一年后中途辍学。然后，在加尔各答短期工作，但思家心切，决定回尼泊尔找工作。他说，这次他回波峦看望父母，路过安普琵琶尔，听说医院要雇采购员，就停下来前来打听。
麦纳斯的自述颇似真实，合情合理。当他知道我会尼泊尔语，他就不说英语而改操自己的母语。尽管他外表自信，却微显紧张不安，而且说话快，常左顾右盼。我并不太介意，因为尼泊尔高级种姓人士一般都有这种习惯。事实上，我认为他是直率的，我相信他的自述。
我对他说：“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推荐人，我们不能随便雇用不知根底的人负责这样重要的工作，必须有人书面介绍你的过去履历。我们需要看一下你的高中毕业证书和你在加尔各答某学院学习的成绩单。而且至少要有一个够资格的推荐人。”我们通常要有两个推荐人。但为了不使他怀疑我们不信任他的自我介绍，我说仅要一个推荐人。我们不能冒失掉这个年轻人的风险。我已开始把他看成是主对我们祷告的应许。
麦纳斯向我保证：“我将写信索取成绩单和推荐人。”我知道，这些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取得，而我们必须早在取得这些之前就作出雇用他的决定。不过，我们传教团雇用的人须有六星期的试用期，这段试用期足够等待麦纳斯所索取的文件的到达。
麦纳斯接着说：“其实，你们不一定需要我的推荐信。我在大吉岭一个‘上帝会’(A ssemblies of God)教堂受过洗，后来又是加尔各答一个大教堂的牧师同工。你们不用对我的人品有任何怀疑。”
这真令人惊喜，这人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稀奇得几乎使我不敢相信。他还是个主内弟兄。就我所知，本地区教友不到十人，而且大多数都在传教团工作。
我告诉麦纳斯：“我不怀疑你的品格，但是需要合格的推荐人，这是任何组织雇人的惯例。对你的情况来说，这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们传教团一些妇女成员很多疑，她们过去曾经责备我在作决定时太仓促。她们希望这类事要和她们商量。我于是对麦纳斯说：“请你让为你施洗的牧师写封信给我们，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肯定，我们某些传教队员会要求有这样一封推荐信。
麦纳斯不十分肯定他能取得这样一封信，他说：“我怎能知道这位牧师是否仍在那里？”自然他不能肯定，但我告诉他尽力而为好了。于是，我建议他会见我们尼泊尔教会的会友们，多和他们接触互相了解。我告诉他还需要等几天才能作决定，传教队其他队员也需要见见他。并说，如果一切顺利，几天后就能参加工作。他道谢后离去。
过了几天，传教队其他几位队员面晤了麦纳斯。像往常一样，这些对医院工作负责最少的队员，对雇用他的问题提出最多的反对意见，要求等获得必要的推荐和介绍材料后才作决定。我指出我们不能老等，如果耽搁时间，一些病人和我们传教队将遭受磨难。再者，我们如不给麦纳斯及早答覆，无疑会失之交臂。有几位传教队员说，他们发现麦纳斯不老实，难以信任，认为他对答如流，口齿太伶俐。我不得不同意他们这种看法。尼泊尔教会的一些教友们也作如此观。然而，在我和一个新的业务经理(他比谁都急于雇用一个采购员)的催促下，我们终于雇用了麦纳斯。谭嘉．普拉沙德花了三天时间教麦纳斯熟悉采购员业务，然后离去。我们的危机才告解决。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神的恩典。
麦纳斯未使我们失望。他熟悉业务快，工作表现能干。渐渐人们对他的保留看法减小，虽然还未彻底消除。从全面来看，证明我们雇用他的决定不错。他的活也干得如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好。
在麦纳斯到来前不久，政府曾给我们医院分配来三位新毕业的助理护士。由于传教队曾经为政府创办了一个助理护士训练学校，现在能分配到由自己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自然再合理不过。在安普琵琶尔我们已经停办了培养自己需用的助理护士的训练班，而指望接纳政府学校正规毕业的学生。但是，结果总是供不应求。这次居然一次就分配来三个，真是破了记录，特别在不久以前我们刚走了两个。
接纳政府培养的助理护士是运气也是晦气。她们通常短缺实际经验，在某些方面，训练得粗糙，同时还自以为是，傲慢不听指导。更糟的是，她们还看不起我们医院本地训练班培养出来的职工，那些人做同样的工作，往往还比她们干得好。
因此，出现下面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自从这三位新护士投入工作，使我们医院的护士工作出现一阵新的有趣的啼笑皆非的混乱。医生的命令不予执行，或者自作主张地加以误解。在配药方面的错误令人瞠目结舌，特别在计算剂量方面。最遭殃的是小数点，被胡乱地点一通却很少点在正确的地方。这几位新手在数学和英语(所有的药名和医生的命令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方面的确很差，以致我们的护士长里格摩尔决定：她们必得在这两方面好好补习一下。
为避免人家说我们医院歧视政府分配来的毕业生，医院监督决定对全部护理工作人员来一次简单的测验，看看各人的业务程度怎样。结果，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妇女们都获得80分以上，其中一个仅读完小学三年级。政府分配来的三人中的两个得50几分，而卓蒂只得了10分。听到这个测验结果我感到难过，因为在这三个新助理护士中我最中意的是卓蒂。其他两个一本正经但又势利地想讨好我。她俩身材秀雅，薄薄嘴唇，老踮脚小心翼翼的走来走去，似乎踏着虫子一样，遇到指出她们干错什么事时，不是哭就是愁眉苦脸。卓蒂与之相反，丰满肥胖，走路慢吞吞摇摇摆摆，一见到我就微笑相迎，直到我走开。她是我所遇到的最安静温顺的人，这是由于自然天性还是缺少心眼，很难判定。我从未看到她表露烦躁不安。我想，纵使她不是一个好护士，也会是一个贤良的妻子。
但是，现在她在里格摩尔的测试中只得了10分，里格摩尔说，他只好让她离职。测验不久的一天，我发现卓蒂在护士室的角落里抽泣。她告诉我，里格摩尔给她一个月的时间改进，否则就得失去这份工作。说实话，我同情里格摩尔的决定。卓蒂对我们的病人是一个“危险”，应该首先被淘汰。但是，她的眼泪使我心酸，我只好安慰她。
我对她说：“假如你真想努把力的话，你应该能够干得好一点，你特别需要补习你的英语和数学，这是你两个最弱的地方。”她说：“我知道这点，但是谁有时间教我？我不能自学。”
忽然，我想起了麦纳斯。他刚到我们医院，他的英语比我们职工中的谁都好，而他又最长于计算。也许，他能辅导卓蒂的数学和英语。卓蒂也愿意由我出面请他为她辅导。
麦纳斯最初对此事有点犹豫，但我告诉他，这是卓蒂的唯一一条能保住饭碗的路子，当我这样说了后，他答应在下一个月每下午抽出一个钟头为她补习。他选在医院的一个教室上课，所有我们训练班的课都曾在那里上的。那不是一个隐秘的地点，人们随时走来走去。我偶尔经过看到他们一起在教室里面。麦纳斯踱来踱去，挥动粉笔，一阵阵提高嗓门说话。卓蒂坐着一动不动，消极被动，似乎期望不费气力就能像海绵吸进潮气般吸尽麦纳斯的讲授。当然，到头来卓蒂失掉了工作。但在此期间，她另有收获，她和麦纳斯坠入情网。
卓蒂和麦纳斯是难以成功的很不般配的一对恋人。她呆滞而他过于活泼；她迟钝而他聪明；她矮胖而他修长。很多人可能会纳闷：一个像卓蒂这样不起眼的女子而居然会有这样一个英俊的婆罗门看中了她。不过，卓蒂有她自己的一招：轻浮的诱惑。
然而，卓蒂不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一直未接到从前为麦纳斯施洗的牧师的证明信，他已经被这里的教会接纳为正式会员，并正在全心全意地投入教会的活动。他也明白，对任何会员与非基督徒结婚，教会都会皱眉头，所以他一直设法启发她的信仰。然而她对做一个基督徒仍不感兴趣。
有一天麦纳斯来找我请教：“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太爱她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能给予麦纳斯他所期望的回答。与此相反，我支持教会的立场。我指出，新约圣经明确教导信主的不应该与非基督徒结婚。我说：“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培养卓蒂成为基督徒。也许你能在教会的妇女教友中找一位和卓蒂谈谈。”
我们在一块祷告，他然后离去，显得垂头丧气。然而几星期后，他愉快地告诉我，教会妇女中一位资深教友茉蒂．玛雅有意帮助卓蒂，并开始教她圣经。麦纳斯自己也常常陪卓蒂上山岗茉蒂．玛雅家上那非正式的圣经课。我感到惊奇，茉蒂竟然是这样一个自告奋勇的媒人，她丈夫对她很不好，却希望别人有美满的婚姻，这真有点像是一种共谋：有几个其他人也对这一浪漫史看出些蛛丝马迹。我们则希望卓蒂能信主，而后在教堂愉快地举行婚礼。麦纳斯同意等待到这一天。
大约两个星期后，事情终于炸开了花。当我正坐在屋外小课桌(权当我的办公桌)旁处理一些医院行政事物时，教会委员会一位委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来喊道：“出了可怕的事了，你赶快去制止！卓蒂和麦纳斯要搬上甘嘎．玛雅的阁楼，准备同居了。”
在尼泊尔教会人们的眼里，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在我们周遭的印度教徒们看来，和未结婚的情人同居，也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这对我们这个正在挣扎的小小的本地教会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败坏名誉的污点。再者，这完全没有必要。我的印象是卓蒂已在接受信仰的边缘。
我问教会委员会委员道：“你要我去怎么办呢？我目前并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麦纳斯未曾破坏医院的规定；卓蒂已不是医院的职工。我没有权利干预这纯属他们私人的事。而且，不管怎样，似乎要制止目前也为时已晚。”从我们所在的地点，可以俯瞰甘嘎玛雅的住屋。比平常多得多的人们正聚集在她屋外的路上，嗡嗡的嘈杂声传到我们坐着的地点。似乎甘嘎．玛雅本人也牵涉到这件事情里边。她也是教会会友，但她自己在几年前也干过类似的事，因而她作为基督徒的见证至多也只能算不大一致的。她丈夫是个酒鬼，仅在几个月前还曾经威胁要谋杀传教队的某一个人。这一威胁的麻烦之处是：他不是酒醉狂言，而是在清醒中说出的。
这个教会委员说：“现在为时并不晚，只要你立刻出面，就可制止麦纳斯。他只听你的话。瞧，他已走来了，他刚好到达。”的确，我们看见了他，他肩上扛了个大包，可能是衣物和铺盖。
我们赶紧跑下通往甘嘎家的小路，追上麦纳斯，我说：“让我们走上山坡几步，我有话和你谈谈。”
麦纳斯说：“医生，我不知怎么办好，我已下定决心，做我必须做的。卓蒂离开我就没法过活。她由于孤单，每夜啼哭。她没有工作，除了我和茉蒂她没有朋友，我不得不去和她住在一起。”
我知道，麦纳斯和卓蒂现在所做的也是尼泊尔年轻人所做的司空见惯的事。它是那些想抗拒父母对其婚姻干预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一旦这种“爱”的婚姻发展下去，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接受它。然而麦纳斯和卓蒂所预想不到的是：他们将被孤立的严重程度，不仅为教会所不容，也会为所余的少数几个较密切的朋友所不容。所以，不仅为了教会，也是为了他们自己，我严肃地劝说麦纳斯放弃他要去和她同居的意图。
但是麦纳斯仍然坚持。最后他对我说：“你去找卓蒂吧！如果你能说服她放弃原来的计划，我也听你的话。”
我捉摸：既然已进展到这个地步，我索性采纳他的建议。我爬上锯齿般的圆木(当作楼梯)，上到甘嘎的阁楼，低头走进楼门。卓蒂正躺在草席上，那就是他们的床。她拉条毯子盖着身子。显然，她预料到我会来找她。
我犹豫了一阵，拿不定从哪说起。她眼中流露出胜利的目光。她已经征服了她的目标，她并不打算放弃她已经取得的胜利。我真悔不该来，我说：“卓蒂，你们所要做的事是不对的。你们应放弃这样做。你们应该正当地结婚。”
她回答说：“我们已经正当地结婚。您希望我们用别的什么更正当的方式结婚呢？我的父母不能在这里为我们操办婚事，我父亲已亡故，我母亲既老且病无法走那么远的路来这里。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安排婚事。”我从她的话声中感到我从未遇到过的刚硬之气。
我说：“教会可以为你安排婚礼。我认为你已快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等一下呢？你意识到你们这样结婚对麦纳斯的影响吗？你正在切断他与刚结交的少数几个朋友的关系。你们这样结婚是不合法的不道德的。连你们自己都会告诉你这点。”
她回答：“你可问问我老板的意见。(她意指麦纳斯)是他说我们应该结婚，我只不过照他说的办。”
我觉得再谈下去也没用，就退至楼口，走下楼梯。我一下楼，麦纳斯就上楼，连朝我这边点一下头都不屑为了。
第二天，教会委员会投票开除他聚会的资格，如不悔过并停止与卓蒂同居，则开除在团契的资格。但是，如果卓蒂本人悔过，并加入基督教，教会就欢迎他们俩重回团契，而且使其正式结婚。
几个月过去了。很少人见到卓蒂。无论何时我在医院碰到麦纳斯，问他情况怎样，他总是回答“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远不是如此。他的步子不再轻快，也失去了弹性。他罕露微笑，回避我们，把自己埋进工作中。
有一天麦纳斯来找我，问我能否借他一件多余的衬衫和一条裤子。当我问他为何需要这些时，他说他的两位兄弟受他父亲的指使，乘他不在家，进屋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现在他就只剩下身上所穿的这点衣物，而总得有衣服换洗。他在波峦的家庭刚闻知他的婚姻。他成了基督徒已经够他家光火了，如今又娶了一个什么种姓都不是的部落女子，更加使他这个高种姓的婆罗门家庭不能接受。所以，他们来报复。他的兄弟临走时留下字条，告诉他已被家庭除名，从此再也不许回到波峦的家里来。
当教会的教友们听到卓蒂希望受洗时，大多数人都怀疑她的动机是否真诚。她和麦纳斯重新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好些星期人们都冷淡地对待他们。堕落过的基督徒想得到恢复，在尼泊尔可不容易。只有在麦纳斯在全教会教友面前公开认错后，教会才答应为卓蒂施洗。教会委员会考察了卓蒂，终于觉得她的信仰是真诚的。她受洗那天成了喜乐的日子，几个月来我从未见过麦纳斯像这天这样快活。
卓蒂受洗后，麦纳斯来看我，说：“医生，卓蒂和我想举行一次基督教的婚礼，你能为我们证婚吗？”我说：“我怎么能为你证婚呢？我没有被任命为牧师。”
他说：“另外找不到人。我不愿找不认识的牧师来这里证婚，我们要你证婚。这些日子以来，你曾经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你没有抛弃我们。请答应我们吧！”
的确，本地没有牧师。只有教会委员会主持教会的事物，并由我们几个人轮流讲道。我说：“我从未主持过任何婚礼，你希望哪种形式的婚礼呢？尼泊尔式的还是西方式的？”
他说：“西方式的。”这也是麦纳斯的一个问题，他一贯总是努力和西方传教队员拉关系，而比较少和本地的尼泊尔教友在一起。我们这些西方人比较容易上当。
我说：“我想，还是由教会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来为你证婚比较妥当，例如一个尼泊尔的长者，你觉得普拉卡西怎样？”普拉卡西是我们医院的麻醉师，他曾经是麦纳斯最好的朋友之一。
但普拉卡西对主持婚礼比我更发窘。终于，教会委员会决定，认为我最合适。圣职的任命都认为不必要了。我们教会本身可以批准这场婚姻。
我也不好再推辞。但我不知道在证婚时说些什么话。我简直记不起在我自己的婚礼中，牧师说了些什么。另外唯一一次，是我参加我姐姐的婚礼，那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也记不清。但下星期六这场婚礼就要举行，我已来不及写信找人抄录一段这样的证婚词。辛西亚建议我查看老的圣诗本的后页什么地方，但也找不到。后来在一位同事的家里找到一本破损的路得派圣诗集，后页上载有全部证婚仪式及证婚词。所以，这一定是路得式的婚礼了。当我告诉麦纳斯，他很高兴。
婚礼顺利地进行。整个教会的人都来了。我按照路得式的证婚词，一字一句地背出来，只在中间增加了十分钟有关基督教婚礼的说教，这是我与辛西亚一块准备出来的。有人烙了一张饼。这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时刻。
从此，麦纳斯和卓蒂生活幸福愉快。麦纳斯被给予更多的医院工作，他表现出是我们最出色的职工之一。婚礼六个月后卓蒂生产一个六磅的女婴，是由我进行剖腹手术接生的。他们是幸福的一对，也是值得自豪的父母。
三个月后，辛西亚和我回国度假。我们在家待了四个月，在此期间接到同事海仑医生的来信说：麦纳斯已被开革，由于他许多月来一直在贪污公款。他和卓蒂已离开安普琵琶尔，去到何方，无人知晓。 |
| 十二、卡莫尔与拉达 |
我初次遇见拉达(Radha)是在1973年，其时她刚来到安普琵琶尔做助理护士。在海仑医生家门外的路上被介绍认识她，正值季风到来的瓢泼大雨，在伞底下闪烁着她的微笑，像纯美的阳光。这微笑并不是仅为了初次和我见面，对任何她遇见的人都如此。才到医院一个星期，就被人美称为“笑面拉达”。
从无论哪方面看，拉达都是个可爱的姑娘。她脸上散射出温暖和喜乐，我想，她即使要想表示得严肃一点，还得花点努力。但她绝非轻浮，在她闪烁阳光的面容深处隐藏着一团“愁苦”，这是尼泊尔乡下长大的女性所共有的与生俱来的“天赋”。
拉达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她是十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她母亲是这富人的五个妻子中的第四个，在小小年纪被强迫嫁给这富人，被丈夫当作一个二等奴仆。主要鉴于母亲的不幸婚姻，拉达长大后立志千方百计地逃避出嫁。
她十岁时，父亲死了，之后由母亲和一个锺爱她的哥哥抚养成人。她母亲和兄长都反对她立志不嫁的决心，希望只要有合适的求婚者就把她嫁出去，认为这是他们抚养她而应尽的义务。有一次，差一点强迫拉达嫁给她的一个无嗣的姐夫。按尼泊尔的风习，认为夫妇不生育，问题都出在女方，虽然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男方。
为了逃避逼婚的压力，拉达终于离开老家跑到北方四十英里远的市镇波克哈拉(Pokhara)。在那里考进一个由“国际尼泊尔团契会”(the International
Nepal Fellowship)创办的助理护士训练班。这个团契会是在尼泊尔传教的另一个传教团组织。即使在那里，她仍然不安全。她在那里没有住多久，她的哥哥就来找她。她母亲和哥哥终于又为她安排了一次婚姻，计划在下一星期就举行婚礼。哥哥把她的衣物等几包东西收拾起来，连同拉达搭乘一辆运载旅客的汽车，计划两小时就可回到自己的村子。当汽车从路旁一个小村子驶出来时，拉达突然从座位上起来，推开挤在座位中过道上的旅客，从车后门跳出。等她哥哥跑到司机那里请他停下车时，汽车已滑行了好几百码，拉达已乘这段时间钻进了深林。
拉达从林子背后的小路徒步走回了波克哈拉。她哥哥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顺不服管教的妹妹也灰了心。即使把她逮回来送到那个男人那里，她无疑还会跑掉，或者干出更坏的事，迟早都以玷辱家庭名誉收场。他们已经为她的事伤够了脑筋，再也不想枉费心机了。
这番叛逆行为在她和家庭之间打进了最后一个楔子。她从来就和母亲搞不好，跟那位哥哥的关系还比母亲强一点。现在母亲已对她完全失望，和她彻底决裂。哥哥虽然一向对她好些，但自从那次跳车逃跑后也不再理她。这时，拉达已在助理护士班毕业，开始在波克哈拉的教会医院工作。
后来，再一次新的谣传说，家里又在打她婚姻的主意。她决定走为上计，波克哈拉离她家还是太近，难以安身。因此，她的护士组领导和我们医院商量把她调转到安普琵琶尔来，我们这里离波克哈拉总算远了一整天的路程。经过几个星期的安排，拉达终于到我们这个安全偏僻的隐居般的山顶医院来了。
拉达确是一个出色的好助理护士。也许部分应归功于她的微笑，就我个人的判断，这满面微笑可能使病人的痊愈加快一倍。她对病人的护理既温柔又细心。只要夜里是她值班，我们医生们就可以整夜安眠。拉达并且是一个基督徒。她最早是从那位兄长和一个童年的女密友处听到福音。在波克哈拉的教会医院又听到更多有关基督教的事。在来到安普琵琶尔时，她已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在参加护士查经班后，在学习新约的过程中她决志受洗。在此之前，她未曾想过要当众宣示自己的信仰。在她来医院后的六个月内，她一直参加准备受洗和成为正式教会会员的特别训练班。
当她已决志准备受洗时，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这里缺乏一个够资格施洗的牧师。亚伯拉罕牧师已经离开这里。迪尔．库玛尔(Dil Kumar)毕竟不是神职人员。作为尼泊尔政府的外国客人的传教队员们小心谨慎地尽量避免为本地人施洗。这事得由尼泊尔人自己安排。
尼泊尔本地教徒决定从加德满都请一位牧师来施行洗礼，同时在我们教会主持一系列特别聚会。他们选定苏曼(Suman)牧师，他由于传讲福音和散发宗教文献被捕入狱一年，最近才从尼泊尔西部的监狱释放，他是一个著名而受尊敬的基督教领导人。他答应前来。于1974年复活节下午，他与拉达以及另外两个尼泊尔妇女，从聚会处走下山到一泉水，离医院约两小时路程，他为拉达安静地施行了洗礼。
洗礼毫不声张。牧师不愿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牧师若为尼泊尔人施洗需判徒刑六年。苏曼现既因非法宗教活动判刑一年，如这次再被捕，则可能要加重判刑。他这次是冒很大的风险来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乡下妇女施洗的。因为在许多宗教集会中，难免会混进特务份子，侦察基督徒的活动，伺机进行控告----尤其是为叛离印度教的人施行洗礼。然而，苏曼牧师不但心甘情愿，而且更加积极地为人冒险施洗，他已这样地干了许多年。
拉达的家庭终于听到了她受洗的消息，而且如所预期地大发雷霆。于是传来消息：她的兄长又将前来强迫她回家嫁给一个地道的印度教徒。这些日子来，教会为她祷告：希望她哥哥的使命落空，而拉达将有力量把他顶走。这位哥哥终于来了，在听了拉达谈及新的信仰之后，他忽然心变软了。虽然他并未完全同意她的转教，他保证他仍然继续关照和爱护她。在回家的路上，他无疑要苦思冥想找出理由来向母亲汇报，为何会空手而回。
拉达在安普琵琶尔的第二年患上肺病，好些星期发高烧和胸腔积水，而需要不断抽液。肺病是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风险。我们虽然千方百计尽力减少这种风险，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然而，拉达安祥地养病，她的病房成了许多女同事们的聚会地，她们下班后总喜欢在这里连续待上好几个钟头。幸运的是，拉达所害的肺病不是容易传染的那一种。
另一个拉达病房的来客是鲁德拉(Rudra)，就是那位曾被海仑医生关在招待室门外一整夜的年轻人。鲁德拉也曾在最近受洗，一直不间断地来参加查经班。现在，在辛西亚的暗中鼓励下他对拉达产生了兴趣。辛西亚有先天的作媒人的爱好，想要使每个青年都能幸福地成婚。而这里，为媒人准备好的是：两个合格的年轻基督徒，他们俩都已经到达对方的门坎----在尼泊尔群山中，这是极端罕有的巧合。
尼泊尔本地教会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如何为本教会的年轻人寻找合适的配偶。首先是基督徒非常少，再者，由于他们的家通常反对子女与基督徒成婚，因此没有人帮助这些年轻人与异性相识。在尼泊尔，社会风习禁止青年伴侣自己操办婚姻大事，而必须长者为其物色介绍。这也成为尼泊尔教会的事工之一。因此辛西亚不是爱管闲事，而是扮演着一个正当而不可缺少的角色。的确，谁能比她更合适呢？她是一个外国人，自己又已结婚，可认为处于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能把男女双方利益都衷心加以考虑。
但是，最使辛西亚为难的是，拉达本人不合作。勉强忍耐鲁德拉的几回访谈之后，拉达终于婉谢他的美意，而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劳驾来访。她也对辛西亚的热心感到难堪，告诉辛西亚，她从来不打算结婚，她一个人能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挫折。
拉达的肺病在继续康复中，并已恢复助理护士工作。我们有些单身传教队妇女队员公开庆幸：拉达又一次逃脱了婚姻的陷阱，因为现在她们可以向拉达自由地展示她们人生的美丽远景----不受家室之累，在学习上可以追求进一步深造，接着可以开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拉达离开本村子时是七年级的学生，在波克哈拉上了助理护士班。现在有人鼓励她回波克哈拉念完高中。为了把幻想变成现实，几位传教队女队员为拉达争取到奖学金，以交付高中学习的学杂费用。因此，拉达在安普琵琶尔工作两年之后，回到了波克哈拉，进了高中学习。然而，她仍保持与安普琵琶尔朋友们(包括辛西亚)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她大部份的假期都来我们医院工作，对此我们总是很感谢她。
在拉达定期回我们医院临时工作的前几个月，我们教会邀请了一位年轻的基督教领导人卡莫尔(Kamal)来主持一系列的会议。他即使在尼泊尔人中也是一个矮个子，有些肥胖，一张乐呵呵的圆脸，神态活泼干练。外表虽然不那么道貌俨然，却有善于辞令的恩赐，能把属灵的哲理，深入浅出地讲得生动易解。
一个晚上辛西亚和我邀请他来共进晚餐，为了更好地了解他。在晚餐及餐后的交谈中，谈到他在尼泊尔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他的故事使我们听得出神入迷。他生为一个婆罗门祭司的儿子，受了必要的教育，准备继承父亲的衣钵。用的语文是梵文(Sanskrit)，这是印度次大陆的古代经典语文。在父亲的监督之下，他已经进行了一个印度教祭司的工作。但是，即使当这些主要的印度教教条往卡莫尔的心头铭刻的时刻，他也越来越对所学的经典感到困惑。他特别为这样的事实所困扰：印度教的神衹和他们的化身主要地是来进行惩罚和毁灭，而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充满了罪恶和不忠。他不禁问自己：假如这些神衹本身都不圣洁，谁能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假如他们全都来毁灭，那么谁来拯救？
当卡莫尔十五岁时，一个男子卖给他一本新约圣经，对他说：“这是一本宗教书，你读读它会有益处。”卡莫尔拿回家研读。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44节时，他惊奇地发现耶稣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卡莫尔告诉我们说：“我一直被教导，找出我们的敌人并加以消灭。而耶稣的这一教导却和我过去受的教导相反。”
后来又读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11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这话像闪光一样照亮他的双眼，使他豁然开朗：这就是神，他来是为了拯救罪人，而不是消灭他们；这就是他必须跟从的神。卡莫尔说：“从那天以后，我接受基督做我的神，而决定顺从他。我停止拜偶像，并扔掉那“神圣的脉络”(holy
thread)。我父亲当然不认我为儿子，把我赶出去，命令我永不许踏进家门。所以，我只好在村公所找个工作谋生。但由于我不断宣传神要拯救罪人的福音，警察和区长来逮捕了我。几天后我被放出来，但丢掉了“饭碗”。从此以后，我不得不离开我本村，甚至本区，由于我反对警察的缘故。”
接着，卡莫尔告诉我们，他怎样成了一个巡回布道人。靠徒步，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发展一些孤立的信徒小组，和每一个愿意听讲的人分享福音。在此期间，他曾遇到警察局的多次折磨。最后，在去尼泊尔西部布道的旅途中被捕入狱判刑十三个月，罪名是传道和诱使人叛离印度教，皈依基督教。
我们问他：“这次入狱是什么时间？”他说：“是1970年12月中。”
恰好那时我们初次来安普琵琶尔居住，他正开始坐牢而我正开始在尼泊尔工作。我们问他：“那时坐牢的只你一人？”他说：“不，我和苏曼牧师一块被捕，一块坐牢。”
因此，卡莫尔曾是苏曼牧师的牢友！我们听说苏曼曾与另一位难友一块坐牢，那时我们刚到达安普琵琶尔，这消息很快传遍我们尼泊尔本地教会，甚至我们新来的传教队员耳里。苏曼牧师上次来安普琵琶尔为拉达施洗时，我们又直接从他那里听到有关那次坐牢的更多情况。但就是不知道和他坐牢的第二位难友----没想到现在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正是此人。
苏曼牧师和卡莫尔曾经一道去尼泊尔最西部作传教旅行，对任何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散发宗教材料。其中一个最感兴趣的人是一个当地的警官，他装扮成一位普通老百姓，接近他们二位，并请求给点材料阅读。他俩毫不怀疑，发给他一本小册子，当场被警官抓获，人证物证俱全，从而一起锒铛入狱。罪名是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这样在最西部的一个小镇，关了十三个月，远离亲友与信徒们。
尼泊尔全国各地数百名基督徒，虔诚地为苏曼牧师和卡莫尔祷告，虽然那时不知卡莫尔的名字，只称之为“苏曼牧师的同伴”。如众所周知，他俩很可能判最高徒刑六年，因为他俩曾从事传教及施洗活动。前一个坐牢的牧师曾经服刑五年。因此，当消息传来，他们仅服刑十三个月就被释放，都感谢神的大恩大能，认为这是神回应了大家的祷告。并且，我们后来获知，在他俩坐牢期间，曾经带领了二十位难友信主。
一出狱，苏曼牧师就恢复在尼泊尔教会的领导工作，继续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年轻而日益发展的基督教聚会布道。而卡莫尔，仅二十岁，没有名气，也不受本地区欢迎，又极少就业机会，决定暂时离开尼泊尔去了印度。在印度参加了“运筹动员传教团”，终于成为在印度北部一个福音传教队的队长。
卡莫尔告诉我们：“在印度，我在运筹动员传教团工作了五年。蒙主召我又回到了尼泊尔。这里是我的家乡，神要我在这里事奉。所以现在我来到你们这里。”
辛西亚问他：“你还未结婚吧？”
他回答：“还没有。主还未赐我如此恩典。”
卡莫尔离开安普琵琶尔几天后，辛西亚已打好了主意：卡莫尔可是拉达的一个理想良配。他显然需要一个妻子。纵使拉达认为她不需要一个丈夫，她这回包管会改变主意！所以当拉达因度假而来安普琵琶尔临时工作时，辛西亚就向她扯到这个题目上来。
辛西亚开门见山：“拉达，你进一步考虑过你的婚姻问题吗？”
回答：“没有。”
辛西亚追问：“假如我告诉你，最近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介意吗？”回答：“不介意。”
辛西亚点出主题：“我了解到，有一个好青年基督徒正在物色对象。”
拉达问：“你可以肯定吗？”
辛西亚说：“很肯定。他三十岁，招人喜欢，高雅、和善。更重要的一点，他灵命深刻。他最近曾在我们教会带领一系列的会议。”
拉达问：“他是谁？”
辛西亚告诉她：“卡莫尔．巴塔。”
拉达微笑了，脸红着，眼瞧着地板。
辛西亚追问：“你已经认识他了吗？”心中有点泄气。
拉达说：“哦，是的。我很熟悉他。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兄弟。他是第一个告诉我有关基督的人。当他进监狱后，我曾多次写信给他。我在波克哈拉的一些朋友曾告诉我，我应该嫁给他。”停了一会，然后说：“但是我不能嫁给他。这不可能。此外，我目前无论如何不考虑结婚。也许以后会。”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教会再一次邀请卡莫尔来带领一些会议。辛西亚，不是一个轻易放弃她打定的好主意的人，对卡莫尔谈起了拉达。拉达这时凑巧也因学校放假来到了安普琵琶尔。拉达和卡莫尔两人都没有约定要这时来此，我们中也无任何人故意这样安排。
卡莫尔告诉辛西亚，他七年多来一直和拉达通信。他说在狱中只有她不间断地写信给他，深深地感动了他。那时他就有一个心愿：如果神同意将她许配给他，他一定要娶她为妻。他接着说：“就在几个月以前，我写信给她最后一次向她求婚，她最后一次拒绝了我。自那次以后，我决定独身。我相信，神不愿意我结婚。他召唤我巡回各教会去服事，像这样成天在外，又要使一个妻子愉快，这两件事实难两全。”
卡莫尔一定也告诉了别人有关上述动情的决定，因为不久拉达自己也听说，卡莫尔已决定独身。自从她拒绝了卡莫尔的求婚，这些时来已有些软化，甚至开始后悔。但是现在她对卡莫尔感到恼火。他要从事什么事而使得他说终身不娶？这样把她自己推到何方？得了，假如他真作如此想，现在一切都吹了。不管怎样，当辛西亚想使拉达重新考虑卡莫尔的求婚时，这就是拉达向辛西亚表示的感情。
辛西亚对她说：“你知道，他真的感到心碎。”
她说：“真的吗？”
辛西亚告诉她：“因为你拒绝他的求婚，他已决定终身不娶。他不愿与任何别的女子结婚。”
她说：“真如此吗？”
辛西亚劝说道：“也许，你俩应该在一起谈谈，坦率地把事情说清楚，互相诉说真实的感情。”
她说：“这样恐怕不恰当。”
辛西亚说：“你们可以在我们任何一家相会，我们可以暂时外出，而让你们单独谈话。这就很合适。”
这次会见是在卡莫尔要走的前一天。会谈时间不长。结果，他俩决定：他俩在一块事奉神比分开各干各的好。
他俩还决定了另外一件事，辛西亚和我听了之后大为吃惊。卡莫尔刚要动身前对我们说：“我没有一个可叫做父母的人。我请求从现在起你们做我的双亲。如果我再一次有了父母，将对我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然后拉达也说：“我实际上也没有父母。我父亲已亡故，我母亲不同我说话。只有一个哥哥还理我，但他决不同意我与卡莫尔结婚。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亲人来应许我的婚姻，使我的婚姻合法化。”然后，她看着辛西亚和我，说：“你俩也做我的双亲好吗？”
我问：“你们的意思是指在婚礼时，是吗？”
卡莫尔说：“哦，不，永远。”
卡莫尔的认真诚挚使我为难。很好，我们太高兴做你们的教父母，我们感到很荣幸，为什么把事情弄得这样神圣而严重呢？做你们的教父母是完全自然而平常的请求。我差一点要咕哝地说出，我们多么高兴和荣幸能做你们的教父母，辛西亚赶快打断我的咕哝，说：“我想你没有理解他俩的真诚意愿，他俩要我们做他们的双亲，而不是教父母。”
卡莫尔说：“是呀，我们在这世界是孤儿孤女。我们请求你们收养我们，做我们的义父义母，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的。”
我刚要咕哝的话“我很高兴并荣幸地……”从我的口唇干涸了。现在才明白，他俩为什么把这事看得这样严肃。我俩----我个人能担当这样的责任吗？教父母实际上不做什么事，而义父母则迥然不同。你怎能忝为一对成熟的属灵的尼泊尔夫妇的正式父母呢？他们才只比你小十岁----这位男子甚至在他的青年期已经是尼泊尔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无论在属灵的重责方面，在对尼泊尔的了解和在这块国土上对神的事奉方面，还是在为了基督的事业已证明其忠心耿耿而甘冒苦难逼迫方面，在这一切方面，他们是我们的长辈，而非晚辈。我突然认识到，我们正被给予多大的荣耀，这大大超过我们的价值。我们怎能担当得起？
而且，旁人会说些什么？我们传教队的某些人就反对和本地人发展过于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和本地的基督徒。这可能会助长其依赖性，这是一种“亲情”关系。我们在基督里不是合而为一了吗？我们愿意收养一对美国夫妇，为什么对这对年轻夫妇另眼看待呢？
不管怎样，不能傻呆在这里，这样就意味着“不愿”、“冷淡”，他们肯定会误解我们在犹豫不决，而刚刚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的脆弱的纽带就会断裂。因此，我们决定把他俩要我们作为义父母的请求当作是神的邀请，而毅然接受下来。无暇考虑后果如何，我俩同声对他俩说：“愿意。”
假如我们不知道后果将会到何地步，我们至少应该知道现在如何开始：先从婚礼开始。我们作为新父母的第一个特权是将我们的女儿嫁给我们的儿子。
卡莫尔和拉达双双回到波克哈拉，拉达仍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在以后的几个月，在安普琵琶尔和波克哈拉两地远距离之间，忙着安排婚礼，邮件往来就得一去一来各一星期。由于他俩的朋友大都在波克哈拉，婚礼决定在那里举行。不幸的是，在他俩选定的婚礼日期，我们医院碰巧计划接待一个庞大的政府办的“计划生育”营，包括接待一个人数十五人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中有两个女医生，准备住在我们家中。我们只好写信给卡莫尔和拉达，说我们这时因上述缘故不能离开安普琵琶尔。他俩由于各种错综的理由不能更改婚期，就决定将婚礼改在安普琵琶尔举行。
这就意味着，除了这个“计划生育”队员外，我们还要接待从波克哈拉来此参加婚礼的二十余人----更不用说，还有几百名妇女和她们的的家属，她们是来我们医院做“结扎”手术的。再加上所有我院的常规病人，这是一年中超过其他一切事情的最忙的时刻。这简直像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比埃尔(Pierre，South
Dakota)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
好了，该来的事都来了。从波克哈拉来了二十五人，其中有我们先前的牧师亚伯拉罕，他是来主持婚礼的。三百十一位妇女是来进行计划生育手术的。茶馆里挤满了人。本地的食品都卖光了，而必须从外地调运进来。但是，所有的事都办了。是怎样办妥的，我怎么也弄不清。住在我家的两位计划生育女医生也莅临了婚礼招待会，亲自“恭逢盛典”，目睹了一对尼泊尔基督徒在尼泊尔举行的“奇风异俗”的婚礼。
这婚礼的情形怎样呢？像这次的一切事情一样，表现它自己的风采。仪式在山脊上那间教堂举行。当行礼如仪后，拉达全身白衣，脚上也穿的里格摩尔姊妹赠送的白鞋，坐在特备的抬椅上，被抬到几年前为传教队的孩子们修建的小操场，在半小时从山上到山麓的游行中，拉达的婚礼队伍，包括二十五个从波克哈拉来的贺客，我们本地的全部教友，共达八、九十人，唱着圣诗，乐着、笑着，都无拘无束，欢天喜地。在安普琵琶尔很少场合有这样庞大而兴高采烈的基督徒队伍，当众游行，让所有的乡亲们开开眼。事后看热闹的人评论说，拉达是第一位他们所看到的不哭泣的新娘。不仅如此，她实际上一直微笑着。在尼泊尔乡间，对大多数姑娘们来说，出嫁可不是一件微笑的喜事。
婚礼招待会主要吸引人的场面是美食的宴会，香气横溢的辣味炖羊肉，佐以大米饭和咖哩蔬菜----都用手工做的香蕉叶盘子盛用。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最感新奇的是：对结婚礼物的开展仪式。这种送礼仪式，我猜想是出于西方人的主意。就整个婚礼来说，还有许多特点也有西方的痕迹。本来，尼泊尔基督徒很少他们自己的结婚模式，来作为安排基督教婚礼的样板。所以，很自然，他们就向西方传教队员请教。在这次婚礼，我们曾经尽量保持本地的风习，只要它们不包含印度教的特殊含义。不仅这样，而且每种方式要尽量考虑这对年轻新人自己的明确愿望。
尼泊尔人在赠送结婚礼物方面增加了一些特点。所有礼物都在招待会中打开，不是由新娘新郎，而是由自我任命的一位司仪长打开，一件一件地让来宾观看，并开开玩笑，群众则报以高声的赞赏。有些玩笑难免过火令人发窘，另一些玩笑简直有点“残酷无情”，然而，玩笑越开得“坏”，听众就更加大声号叫。连卡莫尔和拉达也不得不附合大家强颜欢笑。
在那些最好的礼物中有三件“姗姗来迟”，这是当新婚夫妇回到波克哈拉时，由拜访他俩的拉达的哥哥送的。一只表，送给卡莫尔；两条大围巾，送给拉达；一个大衣箱，送给他俩。在一个重新和好的美好时辰，这位曾经钟爱她的哥哥，对他俩的结婚给予衷心的祝福，而且欢迎卡莫尔进入他们的家族。
从那时以来，他俩共度了许多幸福而丰盛的岁月。卡莫尔仍然去全国各地传布福音，虽然有一半的时间在波克哈拉的家度过。他在波克哈拉的教会担任教师和福音宣讲员。在最近一次访问安普琵琶尔时，他告诉我，有一次旅行到他曾经在那里坐过十三个月牢的小镇。当他正在向一小群人宣讲基督的福音时，发现人群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过后，这人走向卡莫尔并对他说：“我现在相信，你所讲的是真理。”这时，卡莫尔认出他来：他就是十二年前把他逮捕入狱的警官。
当卡莫尔讲了这段情节之后说：“你知道，多少年前，在我入狱以前，我向神祷告派遣我到尼泊尔每个角落去传播福音。所以，他回应了我的祷告，让我先从一个小角落----那个小牢房----开始。那时，我还未做好向其他地方传道的准备。而现在，神正派遣我到所有其他的角落去传播福音了。 |
| 十三、山上城 |
半寸厚粉末般的尘土覆盖着山路，行人每走一步就向空中扬起滚滚尘灰。山路在焦干的层层台地上蜿蜒而上，这些刚犁过并播种了春玉米的梯田现在渴望来一场雨。土壤贫瘠，大都是坚硬的红粘土。除了仙人掌外，很少绿色植物来装点这单调的山坡。远远的山下流着达隆底河(Daraundi)，在中午的薄雾中隐约可辨，有如银线在山脚弯来弯去。仰望山上则是：太阳、炎热的天空和没完没了的干灰般的台地。
辛西亚一直走了三个钟头了。她正从加德满都回到安普琵琶尔来，但这次她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样她可以访问一个“隔绝”的尼泊尔基督徒社区，他们住在我们这个区的南部。虽然他们村子离安普琵琶尔只有四小时的路程，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去过他们那里。辛西亚和我几乎在这里十年了，但是仅听人说起那里住着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人数据说有一百多人，这应该算我们这个区里人数最多的基督徒团体了，比安普琵琶尔教会的会员多了一倍。既然在一百万人口中，我们是两个孤独的基督教团体，这两者之间应该理所当然地建立持续的接触。为了这个目的，辛西亚决定改道来拜访这个村子，使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地区并非孤立的一群。
当辛西亚一小时一小时艰难地爬上这炎热的台地时，却看不见一点人家的影子。免不了瞎捉摸，莫非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村子存在？她是否走错了一条山路？走了一个多钟头，连一个可问路的人也未遇见。最后，来到山坡的肩头上，她在远处侦察出大批的房屋扩散在层层的梯田间。这就是她要寻找的所在，名曰都拉答答村(Duradada)，意为“远山”。
这是一个比辛西亚原来猜想要大得多的村子。她估计有一百多座房屋散布在一哩多长的山坡上。这村子似乎没有一个中心，不像一般尼泊尔人的村子，没有围着一棵大菩提树或一个小庙的一簇房子。辛西亚走到第一批房屋中的一座，心中犹豫如何打听哪里住的是基督徒。也许他们是“秘密”的基督徒，或者他们把自己叫做别的什么教徒，以避免政府当局的侦察。这时，从屋内走出一人，五短身材的壮汉，布满皱纹的圆脸，具有西藏人特点的部落民。表情温和开朗，双目闪闪看她。辛西亚决定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是基督徒吗？”
他回答：“是，我就是。你要找谁？”
辛西亚说：“我是来找一个基督徒村子，据说在这里，就是这个村子吗？”这人答道：“这村子的一部分人是基督徒，他们住在比较高一些的地方，不少人住在远一些的山脊上。”
辛西亚朝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看到最初没注意到的更多的房屋，在薄雾的天空映出略可辨认的小房包包的轮廓，它们离这里约有一小时的路程。
辛西亚低声咕哝地问：“这是个大村子，有多少家是基督徒？”
那男人答到：“现在大约有四十家。随时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加入我们基督教团契，要跟踪统计确切的家数并不容易。”
除加德满都，也许还有波克哈拉这两地以外，辛西亚还不知有任何别的尼泊尔市镇或村子敢夸口有四十家基督徒。
男人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辛西亚回答：“安普琵琶尔。”
男人说：“那里有一所医院，是吗？我们中有一人去年曾去那里取药。”
辛西亚说：“那里还有一个教会，我来是代表安普琵琶尔的基督徒向你们问好的。”
那人说，他从来不知道这个区的别的地方有基督徒。听到她的话感到高兴。他邀请辛西亚到他家，沿这条山路还得走二十分钟。
他解释说：“我适才去看望一位弟兄。我是这里基督徒的领头人。很高兴能欢迎你到我们团契中来。”
辛西亚也很高兴。约有一千人住在这扩散的村子里，而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人不仅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一个领头人。
他名叫苏克．巴哈德(Sukh Bahadur)。当他领着辛西亚通过村子时，他热情地谈起他对他所带领的弟兄姊妹的期望：争取人们和牲口更加健壮，能有一所孩子们上学的学校，清洁的饮水，建房工业，灌溉水渠等。他说，当前最大的需要是圣经教学。许多新基督徒基本上没受过圣经教育，而他自己也感到知识不够没资格教他们。他对辛西亚说：“假使你能在这里停一两个星期，你不仅能教新信徒，也能教老信徒。人们每夜都乐意来听课。”
他们一边走着，苏克不时在各户人家门口停一下，有时用部落的土话愉快地跟屋里人问好，有时停下和屋里的某人热呵呵地交谈几句。他似乎认识每家人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当两人终于走到家，许多人在门外等候着他，他简短地和每一个等他的人交谈后，把他们送走。然后，请辛西亚进屋，铺上一张草席让她坐下，并叫他妻子去泡茶并准备快餐。苏克说：“今夜我们开个小会，你有机会和我们的人相见，这再好不过，也许你可对他们讲几句话。”
辛西亚问：“这是不是你们的例会？”
他答：“啊，不是。这是因为你来而召开的，但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来唱唱歌，祷告，然后，假如你有什么和我们分享，我们将非常高兴。”
辛西亚疲累不堪。她一点也没想到：苏克刚才一路上停停说说原来是通知今夜里开会----而这位客座讲员是神赐下来带领的。
苏克的房子比村中大多数家的房子都大，与他作为社区领导人的身份相称。房子的一边是厨房；后面是一间小卧房，属苏克夫妇；前面的一间作为客厅、餐厅及储藏室。然而房子的大部份是一个大房间，显然是用作会议之用。这大房子的泥地上除铺了一些草席外，别无任何陈设。其实其他房间严格说也无任何可称得上“陈设”的东西。在客厅里没有桌子或椅子，在卧房里没有床，在厨房部分的所谓炉子只不过是一个稍隆起的土堆，上面有架锅的洞。这里的人们，即使用尼泊尔标准来衡量，也可谓穷得可以了。
然而，他们的好客大大补偿了他们物质方面的缺乏。只一会儿，苏克的妻子就从厨房捧出来一个大铜盘，里面盛满刚爆出来的玉米花。苏克抱歉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
他说：“这就是我们能敬客的了。很抱歉没有什么好东西奉献给你。”
辛西亚连忙肯定说：“这很好了。我爱吃爆玉米花。”实际上她并不那么饿；一个人在炎热中费劲地步行以后很少会觉得饥饿。不过她确实喜欢爆玉米花，而且考虑到这恐怕是这天唯一的一顿饭了，最好填饱算数。爆玉米花似乎颇为丰盛。她吃第二口时，咬在一颗未爆开的硬玉米上，把上面的一颗臼齿崩破了。她原应该多了解，尼泊尔的爆玉米花很少完全爆开的。此后，她倍加小心，每一颗都在未崩破的牙齿上小心翼翼地试嚼一下。
来了茶，苏克又抱歉没有奶和糖。奶和糖是奢侈品，大多数穷人家都没有。但是在山道上口渴地跋涉了四小时之后，辛西亚已经很感激能有任何一点能喝的东西，况且茶是煮开了的，至少喝下去安全。
在辛西亚把玉米花吃到盘子底后，已大大超过了她的食量。此时是下午四时，她想，大概要到明天上午十点才能再进餐！她感到瞌睡，真想打个小盹。但几个村民已在此刻进了屋，她自然必须参加交谈。如此这般地度过了下午剩余的时间。
六点钟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去。苏克的妻子又从厨房里端出一个大锡盘来，中间堆着高高的米饭，团团围着二十四条小鱼，头尾一切俱全，浸在刺鼻的酱油里：饭堆得像一座火山，从鲨鱼成群的海中耸立而出。她把这一大盘放在辛西亚面前，这够一个饕餮巨人保罗本仁(Paul
辛西亚拣起一条鱼，咬下一半。她一向喜欢吃炸得脆脆的鱼，但这条鱼只是一把刺在嘎扎响。一股出奇地强烈香气，连酱油的气味都压不下它。辛西亚接着把那一半鱼也吃了。可是还有二十三条等着品尝。
她试着吃饭，用手指将一些饭揉成小丸子往嘴里送，这要费颇长的时间才能吃完。苏克关心地在一边瞧着。辛西亚开始进攻第二条鱼。照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非吃到半夜才吃得完。而这时人们已开始进来准备开会。苏克和他的妻子有点沮丧：也许师母不喜欢我们做的饮食，哦，不会，这不会如此。是不是师母想吃点别的什么？不，一点也不想。是不是师母身体不舒服？哦，不，我很好，谢谢你们。一条鱼又一条鱼，一个饭团又一个饭团，苦苦地熬下去。会议室坐满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会议被宣布要延迟一点：由于讲员还没有吃完。那么，他们先唱唱歌，不介意吗？但是，还有十二条鱼未吃完。
辛西亚只好停下。苏克谦和有礼地抑制自己而未解释：这鱼是今日下午才新弄来，并特别为师母光临而烹调的。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主人，考虑到让自己的客人感到舒服自由自在，比向客人抱歉这是一顿失败的晚餐要好得多。辛西亚走进了会议室。
磨擦声移动声立刻停止，五十双眼一直盯着从安普琵琶尔来的师母。听众中男女老幼都有，都是衣着和面容相似的简朴村民。除了三四个曾上过学的年轻人外，都是文盲。一些妇女们带着像小碟子样拖到肩际的金耳环，对多数人来说这代表各人全部的终生投资。她们认为挂在耳朵上比存在银行里更安全些。人们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开朗而热情洋溢的面孔。即使是由于长年辛勤劳累而老态龙钟的长者们也满怀期望地容光焕发。其中有些人走了四十分钟才到这里，散会后没有手电筒还得摸黑走同样距离的路回家。在我们安普琵琶尔教会晚间集会能到二十人就算可喜的事了，甚至例会也不过如此。而在都拉答答村这里凭临时通知竟一来就达五十人之多。
在苏克作了开始的祷告后，辛西亚开始讲话。她一般地谈到神的家，真正的教会，为什么尼泊尔所有的信徒们都团结成一体。她说了三十分钟就停下来，深恐再说下去听众就会开始不耐烦地散去。但这里几乎没有这种危险。跟着是一段难堪的沉默。她再说什么呢？他们想多听点东西。苏克也拿不定主意应该干什么，他原本希望演讲者多讲一些。他重新祷告。别人也跟着祷告。他们合唱一些圣诗。晚会继续进行。
于是，苏克建议：是否有人有什么问题要问师母，现在正是时候。他要求他们在此后一个半小时内问问题，诸如：基督教信仰、实践、然后有关健康、教育、计划生育、以及经济发展等。等到回答了他们所提的问题以后，辛西亚感到自己像拧吧了海绵一样。会议结束时，苏克宣布师母医生明天上午将给全村的人看病，然后就将回安普琵琶尔。散会后，辛西亚在客厅的草席上很快入睡。
在辛西亚访问之前，没有一个西方传教人员到过都拉答答村，似乎连它是否存在都无人知晓。这个基督教社区是怎样形成的，怎么如同从虚无中冒出来似的？辛西亚从这初次的访问所汇集的零碎材料，拼凑出有关这个村子的来历：原来它起源于十五年前。其时，有个名叫罗克．巴哈德(Lok
当罗克．巴哈德回到自己的村子后，他十岁的女儿得了重病。他妻子听了亲友的话，请进本村的头号巫医来治病。巫医连续三度作法，但毫无效果。女孩病情越来越重。巫医计划进一步作法。
于是罗克告诉妻子及朋友们在波克哈拉听到的事，建议不必再花更多的冤枉钱而徒劳无功，不如试试向基督教的神祷告。亲友及邻居们嘲骂他藐视本村的传统。但是罗克坚持己见，当这些邻居们怒骂他时，他把他们赶出家门。
当晚，罗克独自向那未知未拜过的神祷告，恳求神怜惜他的女儿。他祷告了几小时，然后睡着了。次日早晨，他女儿竟完全好了。
罗克认为他的祷告得到了回应，可是村民们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把病的治好归功于巫医前三晚的作法，只不过疗效来迟一点而已。只有罗克一人坚信，是基督教的神听了他的祷告，而治好了女儿的病。
一星期以后，村里另一小孩又病重了。如往常一样，请来了巫医。经两天作法，孩子病危，父母绝望。罗克建议为孩子祷告。因其父母同意，罗克当晚来到他们家再一次向基督教的神祷告。次晨，孩子也全好了。
这第二次治疗奏效也未在村里引起一点震动。有些人认为罗克与魔鬼为伍在搞歪门邪道。另一些人认为他信了外国教。好些人困惑不解。但治好的病童的父母相信他，他们拒绝和其他村民们一块嘲笑罗克的新的神。一天，罗克．巴哈德访问比尔．巴哈德(Bir
Bahadur)的家，比尔的妻子病了好几个月，发烧和咳嗽。尽管三个巫医作法，献了不少祭品，她却越来越虚弱。罗克建议比尔为其妻祷告。比尔同意后，罗克再一次向他的神祷告恳请神治好病人。第二天早晨，她也痊愈了。因此，比尔也信了基督教的神。
接着凭祷告又治好了其他几个人。有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敬拜基督教的神，并读罗克．巴哈德从波克哈拉带回的新约圣经。说实话，他们不明白所读的东西，对他们现在这个新的神也一点说不清楚。但是他是有大能治病的神，凭这点，他们信仰他。他们停止敬拜他们过去的那些神衹，而且渐渐地也不再参加本社区传统的老的宗教仪式。
不可避免地他们的邻居们起来反对这群刚会飞的基督徒团体。巫医和村中的头人们企图逼迫和惩罚他们。对他们的野蛮侵犯行为最初是间或发生，以后就经常出现。他们种的庄稼被偷走或毁坏，田地被践踏，遭到毒打的威胁，其中一家在夜里竟被人纵火焚烧。
这是受考验的苦难时期。他们的信仰、前途、生命都处在危机中。面对这一切苦难，他们难免要纳闷：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信仰的神是这样乐意地来医治病人，而与此同时，似乎不愿意或者无能力来保护他们免受邻人们的攻击。他们也许曾经这样想过，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己该接受的考验。
三年以后，罗克．巴哈德离开了这个村子，定居到尼泊尔南部，不久就在那里逝世。罗克走了后，这个基督教团体已发展到十七家，领导的责任就落在比尔．巴哈德的头上。有一天，村子里的巫医和头人们把这个基督教团体的男性成员都召到村子中心，等人来齐后就把他们的手反绑在身后，然后用棍子拷打，并勒令罚大笔款，警告他们：如仍信他们的新教，将要继续予以罚款。
这事不久，比尔和小组中的其他几个人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村子。他们曾经听说在西边一个邻区里，政府划出一片山坡，供无家可归的赤贫尼泊尔人开垦定居。因此，他们收拾仅有的一点家私，沿山道西迁。最初，走了四家，以后别的家庭也跟来，在那山坡建立新居，希望这里可能是有生机有希望的吉地。
经过三天的步行，他们到达了这个长长的无水的粘土斜坡----都拉答答，荒无人烟，令人心烦，这就是政府赐给定居的所在。他们未被吓倒，用木棍和树叶搭起临时住所，然后，用粗劣的铲子在“顽抗”的山坡上开出上上下下的梯田；砍倒并连根拔掉几十棵树木；等梯田终于成形，就播下第一批玉米。
在初期的开垦中，这团体的另一个成员，苏克．巴哈德也来到，成为其他人们的鼓舞者和领导者。随着玉米的播种和雨季的及时光临，苏克组织大家建造泥石结构的房屋以抵抗季风雨季的袭击。他们没有禾秸屋顶只好用树叶代替。当房子盖好，接着播种粟米。又开垦了更多的梯田，砍挖更多的树木。在苏克和比尔的领导下，一点一点地，这一小群垦荒者在上上下下的长山坡上，开展自己的新生活。一个基督教社区于焉诞生。
当新社区一旦建立起来，苏克和比尔定期返回他们原来的村子。在他们的访问中，难免被人请去为病人祷告，从而有更多的人蒙神恩治好。治好的人们决定跟着苏克和比尔迁居都拉答答村。
由于初期移民的努力和热忱，都拉答答社区不仅成长起来，而且兴旺发达。人们移民来此一般只是为了经济原因：有机会占有自己的土地，养育牲畜家禽，努力创业。其他一些村子的人听说都拉答答可提供创造新生活的机会，也成百成百的来参加原有的垦民队伍，在这荒坡上伐木开田建屋。随着都拉答答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人敬拜基督教的神。祷告治病成了整个新垦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随着病者的痊愈，人们的信仰也不断成长。
都拉答答成村多年以后，苏克和比尔才开始和外界的基督徒接触。特别请了两个牧师来对这里的基督徒短期地讲解基督教信仰的基本道理，一个是尼泊尔人，另一个是印度人。以后，又选派本社区的年轻人，分批去印度和加德满都学习圣经课程。他们学习归来后，就教本社区其他的人。当这方面的知识增长了，他们就渴求更多的知识；所以当辛西亚来访时，苏克才老实地告诉她：他这里的信徒们比对其他任何东西更需要的是一位能教他们圣经的人。
起初移民都拉答答的人只限于汤芒部落，这是尼泊尔的许多部落之一。汤芒人除说尼泊尔语以外，还说他们的方言，有自己部落的基本风习和信仰。因此，当两个有影响的人如苏克和比尔改信基督教后，其他的人也受到影响甘冒风险跟着他俩的脚步。都拉答答基本上是一个“人民运动”，一个种族和谐的运动。这种种族上的和谐关系再加上一些别的因素，不但促成整个社区的迅速成长，而且也促成以神医团契为核心的基督徒社区迅速成长。说实话，这种种族和谐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都拉答答社区长期与其他尼泊尔基督徒隔离，以及与其他种族不相沟通。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都拉答答过去是，迄今仍然是在全尼泊尔发展最快的基督徒社区。
辛西亚访问都拉答答后的一年，我第一次遇见苏克和比尔。他俩带着三位其他领导人来安普琵琶尔看我们。当辛西亚和我下班由医院回家时，他们正在屋旁的草地上等我们。他们盘膝而坐围成半圆，面色严肃无丝毫笑容，像是五个在战斗指挥部中的印度头目。苏克起身招呼我们，他似乎局促不安。说：“我们现在正遭遇严重困难，特来恳求你们的意见和帮助。”
我们以为他们也许是由于基督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答应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尽量帮助他们，并请他们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
回答出乎我们意料。苏克代表小组发言。他说大约一年之前他们在都拉答答开始建筑一所学校，建到中途钱用光了。他们听人说，筹钱的最快途径是卖麝香，而喜马拉雅山麓则有野生麝鹿。麝香不仅可作药材，而且可制香料，可以卖到很好的价格。只要他们捉住四五只活麝鹿，从麝脐取出麝香，在黑市中卖出，立刻就可赚得好几千卢比----大大超过盖学校所需的钱。这对这些热心的村民们真是诱惑太大了，难以裹足不前。
但是好事多磨：首先，加德满都的一位基督教领导人坚决反对这项冒险；第二，法律禁止捕杀麝鹿；第三，麝鹿很罕见，它们常在一万尺的高山上游逛，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可能捕得够数的麝鹿，未免得不偿失。要捕捉麝鹿必须在其常出没之处修建大的陷圈，以诱引它们入圈；而挖取麝香又需要精细的技艺。为进行这项冒险而需在设备、食粮等方面先投入好几千卢比。但是为卖出那几两可能获得的麝香汁，以赚取比投资更多的好几千卢比----这是一个太大的诱惑，使他们甘愿冒险前进而不考虑“谨慎”和“怀疑”的忠告。
为了这项筹款，苏克和比尔已经从比较富裕的几家募集了金手饰和值钱的铜炊具，作为抵押，向钱铺借到五千卢比(相当于四百美元)。然后，苏克和四位伙伴购买了必要的设备，爬上高山，寻找麝鹿。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空手而返，花光了金钱和供应，连麝鹿的影子也没看见。现在，三星期后，他们必须还清五千卢比借款，否则那些抵押品就要被没收。
苏克说：“我们不仅担心我们自己的损失，村子里别的人也跟我们一起，他们也要损失他们的财产。更糟糕的是：我们抵押在钱铺债主的财物价值远远超过我们的贷款----至少比贷款多一倍。只要给我们一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凑足这笔贷款还给他。我们可以织毛衣和肩袋，我们那时有山羊可以卖钱，甚至有部分庄稼换钱。但是现在只有三星期时间如何能筹足这笔债款呢？而钱铺老板拒绝延期还钱。”
他们的困难确实很严重。对他们来说，五千卢比是一笔很大的款项。他们全年的收入可能仅有几百卢比。我们知道钱铺老板的主意，假如苏克他们到时还不起钱，他就可自由处置抵押品，可卖出多于债款一倍多的钱。他为何要答应延期而失去多赚五千卢比的利钱呢？
苏克说：“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真笨。人家劝告我们不要捕猎麝鹿。我们明知这是犯法，我们活该破财。但村中别的人们不应该也跟着倒霉，是我们把他们说服进来的。现在，我们全体都将倾家荡产。”
五个人都默默地盯着前面的草地。于是苏克看着我们，说道：“我们是来向你们请教的。”这句话实际上是说：我们是来向你们借这笔钱的。
我们的反应及时而自动：一个钱也不借。虽然他们的处境悲惨而绝望，我们感到：如果借钱给他们而使他们脱离自己作孽造成的窘境，只会更不明智。但是，他们确实是多么悲惨啊！这个模范的基督教社区，迄今未受外界的金钱、诱惑所“腐化”，但此刻真正面临解体的危险。领导人处于羞辱的地位，由于他们的愚蠢，许多无辜的人都陷于破产。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之下他们的破灭很难幸免。但是，我们仍然坚守我们的信条：借钱给他们将是最糟糕的结局。
我们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不是铁面无情，而是苦口婆心，委婉申述我们的理由，表达我们衷心为他们分忧，除了不借钱之外，我们将竭力支援。
他们听着我们的话，呆若木鸡，面无表情像坐着五尊石佛。既不表示愠怒，也不表示失望。静静地过了两三分钟，于是我提议一起祷告。祷告完毕，五人立起道别，走下台阶，迈出大门。辛西亚和我互相看着，共同相信：我们的答覆是正确的。
两星期后，苏克、比尔和其他三人又来了。他们自己筹不出任何钱，离还钱的日期只余一星期了。他们说相信我们一定会帮助他们。他们请求我重新考虑一下。他们说，他们懂得我们为什么不借这笔大钱的理由，而且也同意我们的道理。但是，仍恳求解救燃眉之急，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只是他们请求的贷款，绝非恩赐。他们一定奉还每一个卢比。
辛西亚和我仍断然拒绝，说这绝不可能。再度静默。我们再度祷告。苏克最后一个祷告，他这次祷告特别动人。他承认自己的罪和错，代表自己和四位伙伴恳求怜悯，恳求神把他们从陷阱中救出。他祷告后，辛西亚和我感到震动。
我对苏克说：“现在不必多说。我们将彻夜祷告，明天我们将给你们最后的答覆。”
那晚上快夜深时，辛西亚想起了马太福音5：42中耶稣的话：“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当辛西亚思考这些话时，她开始慢慢觉得，神要我们借这笔钱给苏克和他的朋友们。
第二天清早，医院叫我去看急诊，所以我难抽出时间和辛西亚讨论这个问题。午餐时分，我在肺病诊视的当中抽出时间回家快餐，见这五个人仍像先前一样坐在草地上。辛西亚把我叫到一边，说，她认为我们应该借给他们这笔钱。我仍感到犹豫，我只考虑到将因此引起的麻烦和愁苦。不止一次，我们看到，这种粗率的金钱施与腐蚀了一个又一个基督徒。而这次更是一笔大钱，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给过这么多，即使对安普琵琶尔我们自己教会里的人。消息一定会传开：我想像没有一个传教士或尼泊尔教会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除了苏克和他四个伙伴以外----将会同意借这样一大笔钱。
当我用餐时，辛西亚和我简单地谈了谈这个问题。已经是我该回医院的时候了，我最后对她说：“我现在不知怎样说好。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考虑才作决定。假如你心中很有数觉得应该借他们这笔钱，我不会反对你。”于是，我就离家去医院。在出门经过这五位时，我向他们道歉，不得不匆匆去医院上班，并告诉他们辛西亚会和他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得到了这笔贷款，但要花几天进行安排。他们在借款到期的前一天还清了钱铺老板的钱，从而索回了他们的抵押品，并且至少在外表上保全了他们的信誉。至于我们呢，我们把这个决定交给神来定夺，心也就平和了。到底我们的作法是否明智是另一个问题。
在以后一些年，都拉答答村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十五年过去了，这个村现已拥有四百多汤芒部落民基督徒，增加了300%。不仅如此，这个社区的领导人曾经不断回到原来的村子去传教。在那里也发展了二十四个新的汤芒部落民基督教社区。总数达到五千多信徒。汤芒基督徒人数占了全尼泊尔基督徒人数的百分之十。
苏克仍然是都拉答答村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教会和当地的经济繁荣起来。村民们虽谈不上富裕，但比他们刚迁来时强多了。没有一个基督徒饿饭。每一家至少拥有一小块土地。如果这小块地不够养活这一家，他们就从事其他副业和盖屋的活以增加收入。又建造了一个新的教堂，可容纳三百多人。那个学校加上一些外界的援助，已经建成，学生达到六年级。有两个年轻人被培训搞畜牧工作，另一个年轻人已培训为村中的保健员。由于联合传教团的支援，村子建成了自己的供水系统，把几公里外的水源用水管引到村子的中心。从“尼泊尔农业发展银行”借到贷款用来购买山羊、水牛和更多的土地。灌溉系统正在计划中。在最近，抽出两个年轻人培训为扫盲教师，开办了第一个扫盲班，教成年文盲学生六十多人读和写。
所有这些主要是自力更生的发展，只靠“西方”的最低限度的援助。除学校以外，几乎未花“西方”的钱。他们成功的关键是自己的积极主动性，而这种积极主动性的核心是基督耶稣。这些人团结一致，互相关怀，互作牺牲，他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真正基督教社区的“发展”是怎样的。
“发展”远远超过在经济上的幸福繁荣。“发展”开始于人们的品格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从而导致社会本身的改造。他们的“发展”首先从精神的觉醒发轫，正是从这种精神觉醒中蓬勃滋长出其他事物。神在许多年以前凭藉波克哈拉教会医院在这里播下的一小粒种子已经开花结果，而且要继续硕果累累。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5：14－译者注)，都拉答答就是这样一座山上城。 |
| 十四、大调查----朗江区 |
这次调查的任务是：调查由安普琵琶尔医院服务的两个地区的保健设施情况。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绝非普通的调查。首先，必须在山道上步行250多哩；百分之九十九的路程是上坡下坡，而且常是陡上陡下，偶尔平一点的路段很难超过一个足球场的距离。调查时间估计约需三星期——其实这只是主观的如意算盘。
自然得拟定一个计划——一个参观访问的巡回计划。这是很好，但你马上发现你要访问的人们很少住在主道上。比如，你要去纽班尼村(Neupani)访问两个人。而纽班尼村可不像美国罗德岛州(Rhode Island)的维柏班斯科得镇(Whippabonscott)，维镇的街道是按集拢的房屋段分的，从镇的这头走到那一头，只要花五分钟。与此相反，纽村只是一些分散的茅屋，散布在两哩长的上上下下的山坡上；你要访问的两个人，恰好一个住在村这头，一个住在村那头，主道刚通过他们两家的中间点，因此你可能要上一哩的坡去会见第一家，偏偏这家人已经去三哩外的林子里砍柴去了，要到晚上才能回家，你于是去两哩外下降2000英尺的山坡下去访问第二个人，偏偏这个人在一小时前已去另一村子，要两天后才回家。而在这时，你急于赶往比尔森村(Birsing)，自然你不能在这里等两小时，更不用说等两天。可能在比尔森村，你还会碰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在尼泊尔搞调查的情况。
辛西亚和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们俩刚好从美国度假归来开始第四期的传教工作。领导决定：在我们回医院工作以前，应该在安普琵琶尔周围的广大地区收集一些有用的资料，以便传教队开展未来的传教医疗工作。这次调查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会见一些过去的病人，其中有的人曾经接触过福音，顺便可探听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对这次调查的一个不利情况是：正值六月这个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并且，雨季来得早，更增加了旅行的困难；况且，不久插秧就要开始，我们要访问的人，可能从清早到天黑都在田里忙着干活。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个搞调查的顺利时节。
要搞调查就需要一幅地图。对要去的地方如果茫然不知，就没法做旅行计划，更何况在尼泊尔这个复杂地区。在加德满都可以买到非常详细的最近出版的旅行地图，只要美金30分，我们当然买了一张。它是灰蓝色印在灰色纸上的，要用强光才能看得清。但是我们要访问的村子有四分之三在地图上找不到；在地图上能找到的村子有四分之三从来没人听说过或者没人到过——甚至可能从来未存在过。也许，这个地图的制作者用的是梵文。
此外，任何地图都有不实之处，特别是山区，而这张地图更加令人难以相信。图中沿河流的小路，更易将人引入迷途。在地图上，这些河流和沿河的小路老是绘成平缓的波状线条，简直像美国穿越内布拉斯卡州(Nebraska)的80号洲际公路。而实际上，在尼泊尔没有那样平缓波状的河流，沿河的小道自然肯定地与河道差不多。这些小道不仅弯弯曲曲，而且还会盘来盘去。在河的一边可能是一条可供步行的地段，而对岸则为悬崖峭壁。走上一百码远，情况就倒过来，平路的这一边忽然变成峭壁，除非你爬过峭壁顶才能通过。通常你得爬登400到500英尺。有时，山道须从峭壁中间的水平悬崖通过。走过这样下临300英尺怒吼急湍的悬崖真够令人提心吊胆的。更可怕的是走到一段悬崖尽头，路忽然变成木棍架的“栈道”----以便旅客通过那段没有突崖的峭壁。实际上，由于这样的爬上爬下又弯进弯出，你得干脆把地图上过山的距离乘以三倍，而图上沿河的路线乘以四倍。所以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太相信尼泊尔的地图。
带上地图、破旧的睡袋、几套衣服、一瓶为饮水消毒的碘粉，以及一箱子书和小册子，我们到达加德满都的大长途汽车站，并坐上通向廓尔客区的大客车。这是一部崭新的客车，不同于我们经常坐的“老爷”旧车，在车前顶上横写着“Pashupati超级豪华快车”。窗子玻璃是有色的，为了避免晃眼，因此当你想推上下半截玻璃窗透口气时，则上下两截并在一起，就变成看不清外面的不透明玻璃；如果你想看外面，则必须弯下腰，但车里拥挤得坐不下，也弯不了腰。座位之间离得很近，没法坐直；如果想伸直五分钟，则膝盖顶在前面的椅子背，使你酸疼难受。我们座位上一排坐了三人，必须侧着身子才能坐下；座位旁的金属靠臂挡住我们，否则我们三人有可能被挤到过道上去。假如有谁想换一下侧着的膝，三人必须同时起身，似乎国王上了车，得同时起身致敬。经过四小时，我俩好不容易换到靠车门的座位。这里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车子每站都停，上下乘客都得从我们的座位挤过。我们的“超级豪华快车”在去廓尔客的途中停的次数之多，使我记都记不清，平常五小时的车程，而这所谓快车竟走了八小时。
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在一个空旷的路边莫名其妙地停下来，我弯身外看，才知道它正从坡下300尺的河里将一辆滑下去的客车往上拉。这是上星期滑下河的两部客车中的一部，死了不少人。此事又可供《改革中的尼泊尔》报纸在提高安全标准方面，探讨该作多大的改进了。有一个穿黑短大衣的小伙子坐在路边，独个儿用一条钢缆，一个曲柄轴、一部由三个生□齿轮组成的“机器”，在拖拉那部滑在河里的客车。这就是正在操作的“近代技术”。幸运的是：我们这部“快车”的慢吞吞的速度不大可能滑下坡去。
我们计划旅程的第一晚宿在都拉答答，就是那个拥有四百个基督徒的“山上城”的村子。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访问，因而急于先睹为快。我们从汽车站出发，经过三小时步行爬坡，沿途因与相识的人打招呼谈话而有所耽搁，下午六时才到达村子。我们受到比尔．巴哈德的欢迎，他就是这个基督教社区的两位领导人之一。他邀请我们到他家。晚餐吃的是米饭和香辣鱼，我灵巧地将刺进我上颚的一根刺拔出来。餐后，我们围坐屋外，谈谈最近的新闻，仰观暗空中明亮的星星，竟没有一丝微风稍解黄昏的闷热。
夜十时，主人带我们至睡处：在牛棚顶楼上铺上两床草席。整夜我们吸饱了牛棚里母牛的尿骚气。整夜想睡但睡不着。辛西亚感到太热，而我除了热还夹杂着痒。我从来没尝过这种倒霉的痒味。我寻找虫子、跳蚤、蚊子和臭虫，都找不到，我只好归咎于“热”。早上，当我察看抓伤的胳膊和腿脚时，我才想起，当我的病人忍无可忍地抓痒的时候，我曾多次地责备他们说：“你应该努力忍住，别抓痒！”我那时曾不断喝斥他们，现在才体会：说时容易做时难。
在都拉答答，我们有许多事要做。我们看望老友们、以前的病人们，访问现在的病人，旁听比尔的儿子开办的扫盲班。我们参观村民们盖的新教堂、新学校。这四百户人家除了四户外，每家都有了户外厕所，在这个地区这是创纪录的大事，因为别的村庄好不容易才能有一个公共厕所。最后，我们步行四十五分钟到村子的远端，访问苏克．巴哈德的妻子苏克玛雅，她曾是辛西亚的病人，在安普琵琶尔时，曾住过我们家。一星期前我们在加德满都曾遇见苏克．巴哈德，他正出发作布道旅行。虽然家里只留下苏克玛雅，她坚持要留我们过夜。因为我们的行装留在比尔家，我们婉谢她的盛情，仍以回比尔家过夜比较方便。但玛雅坚留我们，并且有两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去取来我们的行李，我们只好答应她。况且，只在一个领导人家过夜，而拒绝另一个领导人家的邀请，在“外交礼节”上，也确是不合适的。
苏克．巴哈德的房子建在狭窄的山粱上，山坡下1500尺是达栾底河(DaraundiRiver)。这山粱上共有十三家住屋，苏克家最高。山粱子窄得仅够容纳这些房子，山粱两边都是陡坡，更显得山粱上的房子兀然耸立。
苏克玛雅忙得不亦乐乎：要照顾家畜家禽、铺设我俩的床席、做饭做菜，简直没时间交谈。此时，一个年轻男子来到她家，请辛西亚去他家看视害痢病的女孩。他的家只是一个房间的棚子，用树叶和木棍盖的。这男子名叫佘尔．巴哈德，新来都拉答答落户，他由于拒绝干他的巫医父亲的行业，而被其父赶出家门。苏克将他自己房子下面的一块地皮给佘尔，这青年就盖了这个棚子将妻子及女儿安顿下来。辛西亚见他这样穷，商请他是否愿做我们的搬运工人之一，在我们今后几个星期的旅途中帮忙，每天一元半美金并供给伙食。他自然非常乐意答应这一建议。
当我们回到苏克家的门廊，遥见山谷远处的天边正在形成午后的雷暴，雨云聚拢而厚积起来，云底发黑，云顶翻白，涌向偏西的落日，像恶魔的城堡；新的金色和灰色的云从我们身后横扫而来，加入这形和影的戏剧；发绿的阳光成团地在大地上快速滑行，时而照亮这里，时而又照亮那里。我们脚下那些按等高线修筑的红土梯田或台地一层层地一直铺降到河边，台地上这里或那里偶尔有一座小屋，四周是新种的玉米；屋子的某一边，五六棵高高的香蕉树的身影映在天空，弧形的大叶子优雅地覆盖着小院子。
当我们正在观赏时，万花筒般的美景突然褪色，吹起潮乎乎的微风，从右边飘来大块大块的黑云，翻腾过群山。人们匆忙地跑来跑去，牵拴家畜，关闭百叶窗，在田里的人匆匆赶回家。苏克玛雅从“自来水头”边带回大捆衣物，把它们晾在门廊下的绳子上。然后捉住两只山羊羔放进香蕉树下的羊圈里。一个在大锅里洗脚的年轻姑娘一望天空，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匆匆往家里跑。母亲们在呼唤孩子们回家。我新雇的搬运工人佘尔匆匆从我们身边跑过，提了一大桶水，想在风暴到来之前赶回家。这山坡上人们的生活够艰苦的了。首先是炎热，然后是风雨；整天劳动，上坡下坡，一天又一天，没有喘口气的空闲。
我们坐在苏克玛雅的门廊边，辛西亚观察他们的生活情况，说：“你不能凭这里人们的面孔来看待他们的生活负担。他们总是喜洋洋的。我可以肯定，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在一秒钟之内扫除一切晦气。”
我说：“至少，他们已将泉水用管子引到房子附近。这比大多数本地人强多了。”的确，他们铺设了半哩远的塑料管子，从远方的泉源，将泉水引到离房子几码远的地点。管子铺在地面上而没有埋在地下。要是在其他村子，不埋入地下的水管早就给砸得粉碎了。
不久，刮起风来。风声最初像远处的呻吟，从我们右边的山谷中传来。当风力增强，我们能看见远处的树木倒伏，枝杈横飞。然后，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刺人眼睛，从山粱咆哮而过。一个空篮子吹过院子，吹落到左边的山谷，瞬息无影无踪。接着吹落下一个大铁锅，锅子叮哩当啷地狂滚下山。百叶窗砰砰地作响。绳子晾着的衣物被卷走了。茅屋上盖的草秸吹落在我们面前。香蕉树劈啪折断、倒下、连同整挂整挂的香蕉滚下了山坡。羊圈吹垮了，也滚下了后面的山坡。屋瓦也从我们的头顶吹掠过去。在我们站立之处的下边，我们新雇的搬运工佘尔的小茅棚，在风里又抖又颤地挣扎。
好在不到十分钟风暴就过去了。咆哮号叫的声音逐渐变弱，终于鸦雀无声。佘尔走上来，惊恐地哆嗦着：他曾经攀住茅棚的竹梁，两足悬空，为了不使茅棚被风全部刮走。
后来就下起雨来。从黄昏起下了一整夜。苏克玛雅和她的母亲在准备晚餐。屋外到处是泥流。夜幕降临，我们被唤进屋进餐。夜里我们睡在门廊，撑起我们的两把伞，以挡住从破屋顶上漏下的雨水。
早上，雨过天晴，但是到处留下昨晚“浩劫”的痕迹。这天水管没有水来，因为山上的泉源受到破坏，水管里塞满了泥巴。比尔来为我们送行，告诉我们他住在那一边所受的重大破坏。他损失了一些山羊羔和大部分的小鸡。更糟的是，我们曾在棚顶上过夜的那个牛棚全部被风刮走了，许多储存在棚顶上的粮食被毁坏了。
我们刚要离开时，聚拢了一大群病人请我们看病。我们又多雇了一个搬运工。然后，比尔为我们的旅途及病人祷告，恳求主赐福给我们旅途平安和病人早日康复。祷告后，在周围的笑容和祝愿中，我们出发前进。
经过两小时的步行，我们跨进了另一个乡，在一个茶馆里，我们碰巧遇见了乡长。我们原希望在调查中能会见尽可能多的这类乡的领导人，虽然我们原来想，在走进一个乡就立刻碰见一位乡长的机会大约只有五十分之一。但在我们以后的旅途中，这种巧合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似乎我们要会见的人们都“安排”在我们行经的路上。
稍微前行了一段路，从我们身后跑来一人，喊叫着请我们停下。等他喘过气来，他说多少年来他都希望能会见我，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说十一年前我曾经为他做过输精管切除手术，自从手术后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一些。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手术有这样的并发症！但这男子坚持说如此。我们最后查出他的一条腿正在害肌肉痉挛症，这自然与输精管切除手术毫无关系，这种痉挛使他感到那条腿短了一些。虽然是在路边，我们也量了他的两条腿，结果两者一样长，但是他仍然满不相信地走开了。
不一会，我们又遇见一位老穆斯林病人，好多年前我们曾医治他的哮喘病，但疗效不佳。他病得很厉害，来医院看病时总是几乎喘不过气来，憋得脸冒蓝筋像条大西洋的蓝鱼。今天他气色很好。我们问他近况如何，他说，两年前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穿白衣的天使来告诉他，用某两种树的树皮熬水喝可治此病，他照着办了，从此就好了。他问我们要不要了解这种偏方。
近代医药的疗效也不可厚非。他接着告诉我们，我们曾在几年前治好了他的儿子，曾经用吸管从他儿子的胸中吸出了两升积水。他儿子曾是辛西亚的肺病病人。
爬上两千尺再走下那边的山坡，那里设有政府的保健站，是我们的调查计划要了解的二十多个保健站之一。在走向保健站时，经过一个学校，我们立刻被一百个左右的小学生围住，要问我们英文单词。有几个孩子一直缠住我们不放，我们只得一边上山一边解答。即便在阴凉的地方，温度都达华氏一百一十度。辛西亚实在累得没法招架，这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改进他们的英文词汇知识，而是要引我们去看视他们有病的亲人。为此目的，他们跑出了学校。而我们这次的调查旅行并不是看病，否则我们就会整天忙于看病，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但是，我们难以拒绝，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得离开旅途正路半个小时。
我们问：“你们为什么不去你们的保健站看病？”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那里没有药、没有医生、没有信誉。
终于我们到达了那个保健站，果然如人们所说，那里没有卫生员负责。有个助理卫生员，目前他已去加德满都请求另派工作。有个助理助产护士已被调到波克哈拉的政府办的医院。然而，我们找到了一个值班的低级人员和一个打扫工人，他们的工作是开门值班，也没有什么人来看病，因为没有药。此后我们访问的保健站，其中约半数与上述者相类似。政府的医药照顾是免费的，但对多数人来说等于没有任何照顾。
参观过保健所并看视聚集在那里的十几个病人(他们一听说我们到达就赶来了)后，我们又回到我们原先走来的那条路上，才发现路上已聚集了许多人，他们也是闻讯赶来的，向我们反映有关医疗的问题，或者请我们去他们家看病。因此，我们一直耽搁到天黑，自然没法到达我们预定的投宿点。在这里我们欣赏了尼泊尔惯常的饮食：蹲在脏地上乘饭还没有凉得难以下咽时，用手尽可能快地拨菜吃；浓浓的炊烟熏得两眼生疼。跟我们蹲在一起的是一个害肺病的小孩，在用餐的过程中，他费劲地咳出了约四两的痰，吐在地上的痰被一只公鸡啄食精光。老实说，这孩子几乎连肺都要咳出来了。
这夜在茶馆里简直热得没法睡觉，所以我们沿路走了好几百码，找到我们白天进镇时曾看到的一个半盖着屋顶的平台，在那里睡下。我们希望不会下雨，因为那半边屋顶根本无济于事，不过至少这里凉快一些。即使有雨来淋湿也比热得发痒要强。
次晨天亮前，一个粗壮的农民重重地踏上我们的平台，使得我们身下的木板像跳板一样弹上弹下。他身后跟着他的儿子，他特意带他儿子来看病的。孩子一只眼发炎，用手揉个不停。
我们摸出手电。辛西亚先看了看那只眼，睡意未消闷声闷气地说：“这是过敏，需要用抗过敏的药。”我说：“不必，只要他停止用脏手揉那只眼睛。”
辛西亚说：“他因为痒才揉眼睛。”她怕我未注意痒与揉的因果关系。接着说：“只要他痒，他就继续揉。”我反驳说：“只要他不断揉，他就不断发痒。”
辛西亚不服说：“不要忘了我是小儿科医生，我比你了解小孩子。”我说：“不错，但我比你更了解眼睛。而且，没听说过敏只是一只眼睛。”
辛西亚不经意地说：“通常都是这样。”我刚想再说点什么，这时注意到，这孩子对两只眼睛都揉起来。辛西亚于是说：“你看见了吗？”逻辑的一致性原则似乎对她毫无妨碍，她可以左右逢源地证明她的观点。
她继续说：“你们外科医生的困难是：假如某种病不需要开刀，你就认为它不需要治疗。”我说：“胡说。你们内科医生对什么病都给药片吃，一半的病药片根本不起作用。”
我们终于达成妥协：孩子应该用药，同时也应该不要揉眼睛。辛西亚在一张纸条上开了处方，递给那父亲。父亲和儿子被打发走了——我们一天的日程该开始了。
在离镇以前，我们会见了乡长，他是我们的老相识，也是我们以前的病人。三年前，我曾从他的肾脏里取出了几百颗肾结石。
他在家，离我们的旅途不远，如同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乡长们一样，他热衷于在本乡开展一项保健计划。的确，鼓动这样一项保健计划正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们在只有一间房间的小茶馆吃早饭，这间茶馆位于只有八户人家的小村子的边缘，村子则位于两条主道的交叉点。照例要等待做饭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与熟人谈话并给人看病。这家茶馆颇有代表性：拥挤、阴暗、每样东西都盖着一层泥土、烟灰和灰尘的混合物；小鸡们跑来跑去，践踏那些刚洗过摆在脏地上的盘子。当小鸡第一次踏过我们的盘子时，我们礼貌地请老板娘给我们用开水烫洗一下。这是一项愚蠢的请求。原来，在尼泊尔乡间，开水可宝贵得要命，怎肯拿来干烫盘子这类小事。但是老板娘竟勉为其难，在每只盘子上洒上几滴开水，用她的脏手抹上一把，就往盘里“布施”上我们的食物。这早上小鸡们比往常更讨厌，它们大都是小雏儿，拍打着翅膀像些大苍蝇，不断地来袭击我们的饭食，稍不注意就从盘里啄去一大口。唯一的解救之法是赶快吃，并希望我们的胃酸足以杀死与饭食一起吞下的细菌。
除了小鸡的捣乱外，打着赤膊脏态各异的孩子们不断地闯进闯出；上学的小学生们也要花几分钟驻足观看我们吃饭的样子，然后才散去；最后是来买东西的顾客们络绎不绝，一边谈笑，一边从又窄又暗的货架上买去香烟、火柴、饼干或电池等物。早餐本身是惯常的伙食：一堆头的米饭、一小碗扁豆、一小碟香辣蔬菜。在乡村里，无论早晚每天每天都是如此。
于是，又开始我们的行程。每天每天从早到晚生活充实：上坡下山、会见乡里的官员们、访问保健所和药店、看视老幼病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投宿过夜。然后是茶馆，渴望一杯冷饮，但却不得不在如此闷热的天气喝滚烫的甜茶，我们不得不“甘之如饴”。在尼泊尔的山道上，茶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每杯才卖三美分，再没有别的地方能买到这样便宜的茶了。
旅途的第六天我们停留在一个居然拥有两个医生的村子：一个是半土半西医生(Compounder)，略略会一些现代医药；另一个是草药医生(Kabiraj)，只会用草药。当我待在第一个医生的店中时，走进一个害乳腺脓肿的年轻妇女。他一直给这个妇女注射青霉素。但未见好转；很明显，这应该将脓肿割开，把脓挤出来。我问他能否这样做，他说他能。但我未发现他用什么麻醉药。他给这妇女又注射了一针青霉素，然后进房内去找刀子。这妇女早走了。
于是去看第二个草药医生。在那里我又遇见了那个乳房脓肿的妇女，她在这医生处接受草药治疗。那妇女的丈夫也在那里，喝得大醉，正在大发脾气，大骂这两个医生无能，他妻子现在急需的是把脓挤出来。
这时第一个医生走了进来，寻找他的病人，因而和第二个医生为此大大争吵起来。他们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引用我的话为自己辩护，而女人的丈夫由于我在跟前而大大贬责他们两人。这场争吵不久就卷进村子里更多的人来。两个医生激烈地为自己的知识、经验和首尾一贯辩护，声称他们早就主张将脓挤出来。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提出当场现在就要用刀子为那妇女的乳房开刀挤脓。
醉醺醺的丈夫大声咆哮：“你们这两个魔鬼！”群众或点头或嘟囔，表示赞成或反对，完全取决于他们原来站在哪一边。两个医生有他们的追随者，那丈夫也有他的拥护人。不到一会儿，全村的人都在尖叫和举起拳头。此刻我只好离开，既然已经大大地捅了这个马蜂窝。最后，丈夫把妻子领到安普琵琶尔医院期看病去了。
这晚我们投宿的一个名叫乞索盘尼(Chisopani)的市镇，有五个年轻的基督徒。其中四个人在尼泊尔的不同地点有永久性的工作，每年回家两三次。他们都是在安普琵琶尔教会听到福音而皈依基督教的。在他们四人未到别处工作以前，他们每星期准时爬上里格里格山，走两小时的路，来教堂做礼拜。出乎我们的意料，就在我们到达这村子的当天，他们四位也不约而同地回家来。我们的来访也出乎他们的意料。没有特别的休假日，我们仍在次日安排了一次两小时的礼拜聚会，共有村民二十人，聚会很成功。聚会地点在两层楼的门廊上，没有栏杆，我们耽心有人打瞌睡而掉到楼下去。居然没人瞌睡，没人掉下楼。在礼拜的时候，来了三十个病人，我们一一看视。其中一个病人曾在我们医院做过剖腹产手术，现在由于害钩虫病而贫血，但埋怨是由于我们过去的手术所致。我们告辞离去，由于这次礼拜，精神很受鼓舞，我们迎着半下午的太阳，向西前进。
出镇不远我们遇见乡长，他正希望见我们，说要和我们讨论在他的乡里建一个新的诊所。他想知道，我们传教队愿意支援他们多少钱。我们反问他，乡里自己愿意募集多少钱。他支支吾吾了好一会。我们向他告辞离去，对他说：既然你说乡里已经答应让你筹办这个新的诊所，你应该先设法募集一些钱来。此后，我们了解到，乡里并没有答应他去建一个诊所。在尼泊尔募集钱有点像在澡盆里淘金；淘来淘去到头来只是将澡盆弄脏了事。
我们走着走着，还差半小时就要天黑了，这时我们发现有一个似乎面熟的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镇上我们这次来未见着的第五个基督徒。他是离这里两天路程的一个小学的校长，这天趁周末回家帮助母亲张罗插秧的农活。我们只有庆幸这样的巧遇，只可惜不能多谈谈，分手时悲喜参半。
我们在这个首府的日子可过得相当紧张。我们会见了好几百人——包括政府官员、乡长们、过去的病人们和他们的亲属。我们见到了几乎所有要见的和未曾料到要见的人们。我们见到这个区的行政首长，他是一个粗暴的、愚钝的、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家伙，新来这个区，对于他被任命到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朗江区表示明显的不满。我们一个接一个地会见那些乡长们，经常是在街当中。这样很快就围上其他对我们也感兴趣的人们。一些乡的代表团来找我们，请求给予医药支援。几天前我们在路上遇见过的那位自吹正在募款建诊所的乡长，硬扭住我，把我带到朗江区的主席那里，这位主席与那位区行政首长不同，看起来是一位正在往上升的年轻人，他还正在为新加坡航空公司举办广告商务班。这样一谈话，足足花了十个钟头。
人们不断地在他们的家或店铺外面招呼我们，请去为这个或那个病人看病，更增添这种像过节似的气氛：跛子们要我们检查他们的病腿，询问能否治好；过去去安普琵琶尔看过病的病人跑来招呼我们；有的是治过肺病或脑膜炎的；有的是动过兔唇、白内障、熊伤和膀胱结石手术的。一个小孩跑来说“哈罗”和我打招呼，他遇到麻烦，小鸡鸡的的顶端塞进了一块小石子，堵住尿道撒不出尿来，膀胱憋得鼓鼓的。我让他入睡，然后将卡住的石子挑出来，再把他弄醒。小孩畅快地撒了把大尿，像放松的橡皮管一样，射到门上、窗子上和不小心看热闹的人身上，这些人是我叫他们进来参观这项手术的。假如所有的病都像这小孩一样简单而利索地治好——那该多有趣呀！
在百忙当中，我抽出时间访问了区的监狱。有一位熟人由于被控告谋杀了怀孕的女友而被关在这里。无论谁犯了这种罪都是卑鄙可恶的。这位女子的头部被用大石头砸碎而死。但这个收押的年轻人坚决否认犯了这项罪。他有愉快的婚姻，再者，案子发生的夜里他和一个德国游客在一起，这位游客很愿意为他作证。但是据说，尼泊尔法庭认为外国人的证词无效。这位年轻的“嫌疑犯”预计两个月后受审。
访问这座监狱，自问颇为孟浪。我走进监狱长的办公室，很客气地问：“我想见蒂尔塔．巴塔(Tistha Bhatta)。”也许他以为我是联合国派来的监狱视察员，他提高警惕，问：“你要见他有什么事呢？”
我说：“我有话要对他说。”他说：“有话可以跟我说。”我说：“如可以的话，我最好亲自对他说。”监狱长怀疑地盯了盯我。在他在这里任职的两年内，我也许是第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后来，他对我说：“可以，但你不能单独会见他，我得陪着你。”
我原打算给蒂尔塔一本约翰福音，但一想，最好先解释清楚为妙。就冒险对他说：“我想送给蒂尔塔一本小册子。”监狱长伸出手说：“把它给我看看。”我从提包里拿出这本小册子递给他。当他读第一章时，我静坐着等了五分钟之久。他读得很用心，但不露声色和情绪，然后他点头对我的提包示意：“你还有多的这种书吗？”
我带有好几本题名为“他是谁？”的小册子，就拣了一本递给他。这本显然更容易理解，因为他读着读着，面部表情放松下来，眼睛也亮起来。
他说：“这很好。我想留下几本。”
我建议先把它们给蒂尔塔，然后，监狱长如喜欢它们，可从他那里拿来读。我纳闷：他是否真能让我进狱中散发基督教的文献，这是违法的。
但是，他乐意接受我的建议，从座位起来，陪送我经过院子，通过高高的铁门，走过插刺刀的警卫们，最后到达囚犯的牢房院子。我在铁栅外等候。警卫叫来犯人。
蒂尔塔精神出奇地好，很高兴见到我。在左右两边的刺刀下，监狱长倾身听取交谈的每一句话。我问蒂尔塔是否有话带给他母亲。他说，没有什么话带给她。
开始下起雨来，监狱长和兵士们稍往后退躲雨。我轻轻问蒂尔塔：“你有罪吗？”我等待他的反应多于他的回答。
他大声说：“不，我没罪，上帝知道，我是无辜的，纵使他们判决我有罪；这没有关系，只要他明白真情。”他指着下雨的天。
犯人和我都被雨淋湿，由于我估计很难在此作有意义的交谈，我只说：“你最好向上帝呼求，因为只有他的审判是最公正的，你一生的所作所为将逃不过他的审判。但是，他也会赦免你，如果你能符合他所要求的条件，你可从小册子中读到他的条件和上帝准备为你做的事情。”我于是从栅栏缝递给他这些小册子。
在首府中唯一没会见的人是区里的医院官员，他到加德满都去了，为了争取资金建立拥有十五个床位的医院，这笔资金已经有关方面同意，但还未到手。这座区医院有屋顶，结构良好，是一些外国组织赠送的礼物，但运营的任务则有待政府负责执行。有不少事需着手进行。没有职工，没有设备。值班的保健助理员漫不经心地保证说：“明年可以开始工作。”我们说，我们衷心希望如此。这座医院如果开办也可以减轻安普琵琶尔的负担。
第二天，经过四小时逆流而上的岔道旅程去访问了另一个保健所。然后我们离开了朗江区首府，东行回向安普琵琶尔。在走了一小时后，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来，所以就进了一个茶馆躲雨。这茶馆八尺见宽十二尺长，是一座用树叶做屋顶，木棍夹树叶做墙的典型茅屋。前门开着，幸而风从屋后吹来。茶馆里一时容纳了我们四个人，我们的行李、一些小鸡、另几个跑进来躲雨的人、一个病人(在我们半小时的同行中，还未听完他的病历)——这样就把这个小茶馆挤得严丝合缝。在茶馆的一头蹲着女老板，枯瘦、鹰钩鼻、小眼珠、八十岁左右，好像从“满赤坑”地方来的人(the land of the Munchkins)。她驼着背蹲在一个只架着一把小壶的泥炉子前面，仔细打量我们，捉摸到底先给谁喝茶。我们都叫了茶，我们共八人，却只有四个玻璃杯，就得轮流供茶。这四个玻璃杯倒是供一次洗一次，她用手指先擦拭一下，然后用屋檐滴下的水涮一下。这倒也不坏，但愿未下雨前，鸡们未在屋顶上栖息过。人们也注意到她对脏的泥地高度关心，因为她把她的泥地看作塑胶板柜台。在泥地上放置杯、匙、茶壶盖、滤茶的漏勺。她揉擦发痒的脚；又揉擦一下茶匙。她搅拌茶叶，将浮在茶水面上的杂物很利索地撇出去，但让那些重的浮游物和茶叶一块沉到杯底。这样就算把茶泡好了。
在第一轮和第二轮茶之间，老妇人从雨中牵进两头山羊，后面还跟着两个淋湿了的行人，这样茅屋中又增加了拥挤。茶馆的外面，人们仍在山路上走着，有的披上塑料布，有的打雨伞。搬运工背负重荷，通常无遮无盖，只顾赶路；若为雨而歇，就意味着丧失搬运费；若背的是水泥或谷物，他们很少注意，只说“稍微打湿了点”。即使背的是一部黑色的大打字机，既无塑料布包，也无雨伞遮盖，甚至也没有机盒，就让它在雨中摇摆前进，去用来装饰某个政府办公室。当发现打字机打不动，人们就耸耸肩，把它撇在一边，认为莫名其妙，或在意料之中；而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别的原因。这就是要使一个毫无机器的社会搞现代化的困难。
由于雨还毫无停止的意思，辛西亚就拿出圣经来。每当休息或等待风雨过去的时间经常如此，我们读给搬运工人听。如同往常，旁边的人也听得有趣，包括那位“满赤坑”的老小姐。当雨停止，茶馆里的人都请求给他们小册子带回家去。即使他们自己不会读，他们会叫家中的小孩们读给他们听。的确，这里的人们渴望读物，而只要有，不管什么都想抢过来。如果我们设法避免刺激政府当局的“侦察神经”，最好以漫不经心的偶然的形式，散布基督教书籍，而福音书则应是优先散发的读物。
当我们再回到山路时，这条路通到一条正在修筑的汽车路。这修筑中的路变成了一条泥浆河，使我们几乎难以前行。在陡峭山麓的一段路上，我们看到一百多修路工人用十字镐和铁棍，在抠土挖土。毛泽东说得对，两千个人一年可搬掉一座山。尼泊尔正是依照这条原则在搞他们的公路建设。然而，修路的合同商可不死守这条原则，而敢于稍稍在这儿或那儿采用炸药爆破，例如在我们的前方就来了一下大的爆炸，这就是足够的证明。爆炸后，在我们的通道上冲下来大批大大小小的石头。拿铁铲的人们向石堆进攻，我们才理解“劳动力密集”(labor
intensive)这个经济名词的含义。两人合一把铲子，一人推一人拉。石头堆外，有一弯道引我们陡直地登上一段滑溜而曲折的羊肠小道，快到坡顶时，人们催我们快跑，否则，爆炸又得进行了。这个下午，又是雨、又是泥泞、又是弯道，急急赶路，过得很快，但走的哩数并不多。天黑时，只好歇在河边的闷热的小旅店里。迄今，我们已比原定旅程延后了整整五天。
我们第二天的计划很简单：一小时的岔道访问去一个保健所。然后折回正道，有富余的时间到达顺河走十哩的一个朋友家。这将是最轻松容易的一天。这天早晨我们六时出发，但是那预计一小时的路足足走了三小时，因为天气又热、又潮湿，加上爬山，三哩路长但坡高1500尺，辛西亚第一次走路掉队了。我们九时到达村子，在附近的旅店里吃早饭。这是一个比较惬意的所在。他们用扫地的笤帚扫桌子，这在一个不仔细划分桌子和地板的地方不足为奇。不久，我们就得知老板饲养鸽子；鸽子窝就在我饭桌上方的壁架上。它们飞进飞出，就得掠过我们的饭桌，在桌子上洒上草秸和羽毛。它们居然还向桌子投下三枚“炸弹”，幸而命中率很差，全部未命中饭桌。
在我们吃饭时，乡长走了进来，所以邀请他喝茶。当我们聊天时，旅店里挤满了要去上学的孩子们。消息立刻传出：两位医生来到村里。村民们生怕失掉良机都赶来旅店，匆忙抖出他们过去的和现在的病症请求诊视。这样简直没法举起饭碗用饭。乡长把他们都赶走，告诉小学生快去上学，而其他的人去保健所，医生们将乐意诊视他们。我们连忙说“不”；告诉他们，在有保健所的村子里，我们只给由保健所指派的人看病。自然，这个区分完全失去意义，因为保健所只有一个年轻的助产士，她把每一个去看病的人都指派给我们。
等我们吃完饭去保健所时，已有五十人在排着队。屋里挤满了人。我们推开一条路到诊室，这房间六尺宽十尺长，门对面的那一头有一扇窗。靠一边墙是诊床，对面墙是一个柜橱、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我们明白我们不能漏下一个不看，所以不浪费时间，立刻动手。辛西亚看小孩，我看成人。我们安排一个把门的人，控制着挨个儿进来。并请乡长叫名以维持秩序。但把门的工人太窝囊，连一个孩子都轰不走；而乡长则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对谁都不说“不”；所以就乱起来，诊室里每几分钟就挤满了人，没法看病。我只好自己来赶他们出去。
一小时后我已看了四十个病人，但外面的队伍还是和开始时一样长。显然，整个乡的人都来看医生了。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人，就夹塞，干脆从窗子跳进来。教师们都来看病，完了又来了学子们。保健所围满了群众，似乎全校七百多学生都放出来了。即使一分钟看一个病人，也要到天黑才能幸运地看完。
这种看病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第一，保健所一点药也没有；街上药店的存药，在我开出第十二个病人的处方时已卖完了。第二，除了一些有寄生虫病的人外，大多数人根本没什么病。其中少数人是在安普琵琶尔看过的老病人，我们乐意检查一下，但大批群众都是随大流来的。
最后，在经过两个小时看完一百个病人后，我走出门外，宣布结束这次“临时诊疗”，除非是严重病人。立刻有二十几个人挤到我身前来，可怜兮兮地指着眼、耳、肚子，或者大声喘气或咳嗽。那些我看出确实有病的就推进屋去，将房门拴上。由于辛西亚要将诊室改为专看妇科病人，我只好将病人转到候诊室里人众拥挤的地方。要看一个肛门有病的人，只好请其他的人都把脸转对墙，这样只有窗子边有光可以检查臀部。唯一的打扰是，好奇的屋外“观众”从外边窥视，咯咯发笑。
看完室内病人后，我去药店考察，而让辛西亚去看完她的妇科病人。病人还是源源不断而来，不过是从邻近的村子来的——由于听到了消息。有些人是背来的，所以，我不得不又看病。这次“诊室”改在保健所外的菩提树下。当我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时，我瞧见辛西亚“非专业性地”从诊室的窗子跳了出来。当她从屋边跑时，在屋前聚集的三十几个妇女，跑去想截住她。我们在此紧要关头总算逃向大道而去。
当我们跑得见不到村子时，我问她：“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干呢？”辛西亚说：“她们不让我出去，都吵吵嚷嚷要我检查。这样我整天都得缠在那里。”
我回头一看正见一人追向我们。他的表情似乎有什么事要我们停下。他是旅店老板。原来仓皇“逃走”时忘了付早饭钱。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我们还得赶十二哩路。尽管作了几次必要的家访，我们在一小时后终于沿河赶上了旅程的主道。不久，我们在路上遇见一对夫妇背着一个濒危的婴儿走来，他俩是从一个药店来，已走了几小时。这小孩在药房买的某种药水，根本不对症；小孩是由于痢疾而脱水昏迷。这时天又下雨了。辛西亚把婴儿领到附近茶馆，请带着怀疑眼光的老板娘拿点糖、盐和水来，然后和成“药水”。辛西亚用汤匙将这“药水”喂给婴儿。我们虽然只在茶馆待不多时，已眼看这孩儿起死回生。在这次旅程中，有好几个小孩由于在恰好的时间、恰好的地点和恰好遇见辛西亚，而恢复生命，当然还得归功于糖、盐和水。
我们到达朋友的市镇是下午六时。他坚持要我们住在他家，说只要走短短一段路，在镇上的山坡上。他的所谓“短短一段路”，足足走了两小时，在雨中爬上1800尺，而且大部分时间天已黑了。他的家有三座大房子，足可供给中世纪一个男爵的需要，古怪地高踞于一片广袤森林的山麓，俯瞰远远的山谷，可现在隐没在山下的云雾中。朋友的妻子和母亲彬彬有礼地招呼我们，然后就退入厨下做晚餐去了。这顿饭得做两小时。由于家人都吃过了，是专为客人准备的，他们没料到我们的到来。
早上，我们才看清为此一宿我们昨夜曾爬上了多远。我们也不禁要估计为了走回旅程路线，我们得走回原地再爬上对面山坡，向北前进。在等早餐的时候，我们参观了朋友的五百株果树，大部分是上好的橘子树，其果实为远至加德满都的商人们所采购。然而今年枝上一个橘子也没挂，因为就在两星期前，一场大冰雹把整片庄稼都一扫而光。
在回程前，辛西亚和我检查了他们全家，都害寄生虫病。原因不难找，一个小孩刚在院子里拉完屎，母亲就在用来涮洗碗碟的盆里为他洗屁股。我们禁不住劝告我们的朋友改变这种不卫生的习惯：“你既然会经营果树，应该是一个有现代思想的进步分子，但是看来你没注意管理好粪便的卫生问题。”他感谢我们劝告的好意，但回答道：“我们农村妇女们喜欢在‘goo'里玩耍，很难改变她们的习惯。”(意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译者注。)
我们离开这位朋友的家比预定计划晚两小时，又重新下坡到河边，再爬到山的另一边；进到我们从来未见过的高原地带。我正在埋怨我们晚了，而辛西亚叫我静下来：“嘘，别罗嗦，也许上帝另有安排，要我们会见某人。”我不否认这是可能的，这类事情已经发生了许多次。
我们在下降到一条长山脊上的地点，停在一个茶馆里喝茶，山路向北延伸进入积雪处。我们问人这地点叫什么名字，但地名表示不出我们走向的意义。附近学校的一些教师们也来喝茶。和他们聊了一会天，我们起身上路，但一走出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我们多年未见到的老朋友。
他也是这个学校的教师；这是他的家乡。他曾经是一个教会小学的校长；在我们下乡出诊时，经常和他在一起。后来，他离开那里到朗江区的某个地方，以后就断了联系，一直到今日才又重逢。
他仍然保有他的圣经、圣诗和信仰。但他长久以来就独个儿在这里，那“火焰”有点闪烁欲灭。
辛西亚在我们聚谈了一个半小时后，对他说：“只要你和我们一起坚持信仰，信仰就会越来越坚强；上帝就会启发更多的人和你在一起，你就再不会感到孤单。”
我们希望能在一起多待些时间，但还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会见别的人们，而且我们的旅程只剩下两天时间。我们分手，期望尽可能早日重逢。
向前走了四小时，我们止宿在一个保健所，位于一个山岬，向北向东视野广阔。我们可看到离此两天路程的捷仆河(Chepe River)那边的里格里格山。如果有望远镜，我们就可看到我们的医院。摆在我们面前有两处地方我们都想访问，分向两条山脊，下坡到河边。但旅程时间不够了，只好选择通向北边山脊的一处，那里有我们过去治疗过熊伤的病人们住着。
在路上走了一小时后，当我们回头看时，看到有两个年轻人跑向我们。当他们追上我们时，上气不接下气，坐下歇了口气，才能向我们说出话来。他们也是从这个我们路过的乡来的教师们。多年前，我曾经为他们中的一位做了切除扁桃线的手术。另一个，辛西亚曾为他治过伤寒。他们来是为了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在村里开展的一个保健计划。因为我们现在离他们已很近，可否在回安普琵琶尔的归途中也把访问他们的村子包括在内。但我们现在到我们选择的目的地北边那个乡已走了一半路，若改道再去他们村就得下坡2000尺去一非我们路线的山峡，然后爬过山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山下我们要走的路线；没人敢说那只是一段“短途步行”。经过盘算我们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决定去他们村一趟。然后分手，约定那天夜里在他们村里见面。
不久，我们开始感到选择北路回安普琵琶尔是错误的。这个乡荒凉而人口稀少，道路狭窄而且满是水蛭。所经过的几家除了狗叫似乎无人在家；一年的这个时节，人们都去田里干活，通常好些小时才回家。辛西亚问我：“你怎么以为你要访问的病人是在家？根本没人在家。找个人问都找不见。”总算找到几个人打听；最后决定走向房子多的地方，据说我们要找的病人在那里。
这里也是人烟稀少，我似乎在心里听见辛西亚在责问：“你瞧，又错了？”当我们找到最后一家，仍然如此。我放弃了希望；这简直是“赶鹅”(goose
chase)，而我自己就是一只鹅。这时，我看到有一条小道通向一个山包边的小屋。瞧，如同旅途中的其他巧遇一样，我们要找的人已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久别重逢，不亦乐乎，对我来说也许比对这过去的病人更加愉快。不几分钟，全家人都来了，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且二十几分钟后，村子的半数人都来了。一如以往，我们走到哪里就立刻吸引了群众。
自从上次遇见以来，好多家的人都病了，有的人甚至病得很严重。我请搬运工希尔．巴拉德为病人祷告；十分钟后，他不仅为病人，也为全村的灵性启发祷告，并加进一小段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概述。当我聆听这个未受过教育的乡下基督徒的祷告，不禁想起了雅各的话：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雅 2:5)我要把这位弟兄的祷告，作为对任何受过教育的人进行治疗的祷告。
全家坚请我们在这里过夜。最后还是谅解我们没时间停留；但是坚持我们每人喝下两碗酸奶。我们答应以后还会来看他们。我们将剩下的所有小册子留给他们，虽然村中只有一两个学生可以读给他们听。
于是，赶快下山爬坡去那两个教师的村子；天黑前终于赶到了。晚饭后，辛西亚坐在主人的门廊里，对二十几个一排排坐在院子里的村中长者们谈论有关保健问题，为时约三小时。门廊边放着一盏煤油灯将微弱摇曳的灯光洒在他们的身上。辛西亚最擅长掌握这样的会议，不久就使得这些长老们积极投入对本村保健问题及解决方案的热烈讨论。最后，他们同意整个讨论的结论，这时我已开始打盹，那已快半夜了。辛西亚坚持到底，到下半夜一点，这些新被鼓动起来的保健积极分子们散入深夜的归途中。我俩也得安睡了。
清早四点我们就被舂米的“的刻”(diki)声惊醒：家中的媳妇已在为一日的米粮开始忙碌。我们时时刻刻耽心，生怕多睡一会儿，我们就会被大批病人包围，不知要拖延到什么时候才能脱身。所以，一等天蒙蒙亮，我们就悄悄通过村子上路；即使如此，已经有六七个病人在路上等着看病。
在前一天，我们几乎每五分钟就得会见熟人或需要会见的人。在这天路上的茶馆里稍息时，我们又遇见乡长和四个乡议员。我们在路上又擦身遇见对面来的另一个乡长。在两条路的交叉点，又遇见第三个乡长；只要两方谁稍早或稍晚通过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就要失之交臂。一路上我们又为几十人看了病。在一个村子里喝茶的时候，发现其中大约一半人曾先后由我动过手术；其中十几个人走来给我看他们好了的疤痕。一个老妇人摇摇摆摆走来张嘴要我看她八年前由于癌症而开过刀的舌部。已卷缩得像一节短香肠。
当我们在傍晚走近安普琵琶尔时，我们惊异地回想：在整个旅程中，我们实际上已会见所有要会见的人，其中有许多完全出乎意料。在出发前，我们祷告上帝引导我们；安普琵琶尔也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没有想像到，我们竟被这样精确无误地引导着。要说未会见的人，就只有区首府的一位医生。不，还有一位，一位基督徒弟兄，我们在首府的第四天，他出门去了。只要我们曾经也遇见他，那就一切完美了。
带着这个念头，我们到达了安普琵琶尔医院。在黑暗中，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叫我：“哈罗，医生”——我们认出，这就是那位我们刚才还遗憾未曾会见的弟兄。他们是这一天才到达安普琵琶尔想来会见我们的；原来他是在我们离开后的第二天早上赶到这里来的。这真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再好不过的圆满结局。 |
| 十五、大调查----廓尔喀区 |
经过三天在安普琵琶尔“兴奋”的休整后，辛西亚、两个搬运工和我又出发进行对另一地区----廓尔喀区的调查旅行。据我所知，这一区的旅行困难将非前一区的困难所能比拟。插秧的农活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雨不再一阵一阵地下下停停，而将是无情地日以继夜地瓢泼下来，满地泥泞。一路上更加人烟稀少，村与村间的距离更远。我们将进入北部的荒凉山地，直到雪峰山麓。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绝不会挑这个时节旅行，除非他们也是像我们这样两个要搞“调查”的“医生”。
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我们的医院正忙做一团：有十六个人被两条疯狗咬了，派人持枪到处找这两条疯狗，但迄无影踪。因此，当我们第二天出发离开安普琵琶尔时，我们在路上的市集中故意作短暂停留，看是否有乡长在那里，这样可通知他警惕狂犬病的传播流行。出乎意料，在一间茶馆里，我们不仅找到了乡长，而且还有全部九个乡议员，他们正在那里开会，选举副乡长。因此我们在一次座谈中，就能够通知所有的乡议员们提高警惕去预防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经过这样一次有益的会谈后，我们继续赶路，自然又像往常一样拖延了旅程。
第一天我们就爬到了北边的高原地带。下了整天的雨，但是这次旅行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雨中的茶馆歇脚，我们要赶很多路。而且，在这荒凉地区，也没有较多的茶馆。
当我们越来越高地爬上云层，我们就进入了喜马拉雅山季风区的古怪怕人的云雾世界。随时会云开雾散，但其他的云又从脚下远处浮来，给人错觉似乎我们并未爬这样高。一次偶然回头，我竟看见十哩外里格里格山的尖顶，从厚厚的白云中脱颖而出。只一刹那它就被云层吞没。裹在云雾中央，除了脚底，我什么陆地也看不见，会感到悬空远逝。雾是这样厚，三十尺外的东西就完全隐没不见。
然而季风季节也独具美丽的特色。不错，你看不见闪烁的雪峰，高耸的石梁，远伸的山麓----或者甚至近处的山脚。但是在二十尺处雾中浮动的一棵树的轮廓也够婀娜多姿。不但树影如此，飘摇啊动的还有巨大的竹丛从无中挺现，像喷射出来的焰火；奇形怪状的岩石和悬崖峭壁，看起来像悬浮在灰色的虚空中，与大地毫无牵连。
在雾中爬升了两小时左右，我们走进了只有一间房的泥糊的孤单单的小屋，门上悬着一块用英文写的招牌：“西朗却克旅店”(Hotle Siranchok)。茅屋顶上冒出袅袅炊烟，表明内有暖茶热火。这是一间我们在山区从未见过的最干净的房屋。后来知道，店主人最近在安普琵琶尔上了两星期的保健卫生课程，当前的焕然一新无疑应归功于此。暖茶颇为我们的旅程助劲，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爬山，我们到达了爱尔兰教师玛格丽特．麦克可蒙(Margaret
McComb)的家，她是廓尔喀山区出色的老传教士之一。她住的房子是本地一个乡长的。乡长的妻子曾经长了两个卵巢囊肿的“怪胎”，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瘤子，她自己对这两个从肚子里取出的瘤子的形像描述是：“这简直是两个大大的黄包袱，里面奶酪、头发、骨头、牙齿，一应俱全。”一个病理专家也不能像她这样说得丝毫不差。
第二天早晨，我们被一位基督徒教友邀请到他家，他是安普琵琶尔以北地区少数几个受浸礼的基督徒之一。他是一个古栾部落民，他的妻子曾由辛西亚治过肺病。像不少这类病人，还未全好，就半途而废，病又复发；又来治，又半途而废，病又复发；当她第三次再来治病时，几乎要死；辛西亚不得不告诉她，这些贵重的药是为那些诚心坚持接受治疗的病人的，储量不多，你老是半途停止，等于浪费，而耽误别的病人。因此，你不应再用这些药。她虽经再三警告，总不听话，因此陷于绝境。
辛西亚也不知为什么，仍然尽量治疗她，不过对她说：“我还是治你，其实你不应当如此。但为了可怜你，我仍然这样做，你应当明白这是上帝的恩慈，他会怜悯每一个信他的人。”这福音的信息可能没有打中她，却打中了她的丈夫。在治疗他妻子的过程中，他接受了福音，跟从了基督耶稣。她的妻子最后竟完全痊愈了；在死亡的边缘过了几个星期，居然起死回生。两年后的今天，在这里，她正在忙于做饭来款待曾救过她命的医生。
他们给我们做了他们能供应的最好的饭食，特别添了几个菜，非常香辣可口。我们一到，丈夫就追逮一只肥鸡，成了这餐的主菜。整个上午在做饭、聊天、用餐，最后在祷告中渡过。我们中午离开，舌头麻酥酥的，肚子鼓鼓的。
又与往常一样拖延了旅程。这次在廓尔喀的旅程肯定会比在朗江区的旅程拖晚五天还多得多。说实话，我承认对时间的耽搁有点焦躁不安起来。今天我们又得赶许多路。我们走向另一个乡，希望在那里遇见乡长，然后去下一个村庄过夜。
所以，我们抄了一条近路：先下坡1500尺，再上坡1500尺，整个上午下了雨，现在又在太阳下烧烤。但当我们到达山那边，才知道到乡长家还得上坡1000尺到山脊上：我们搞错了方向。让辛西亚和两个搬运工在原地等着不动，我只身上山到乡长家，结果扑了个空，他已于一小时前离家，要到晚上才回来。我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在尼泊尔乡下，主人经常不在家。
回到主道上，一个扛步枪带鸟笼的古栾部落民赶上我们。他刚出猎回家。他指着那只笼中“饵鸟”给我们看，说这只饵鸟的叫声可招引几哩外的群鸟来到他的射程之内。筹算倒挺聪明，可是这天他猎囊空空一无所获。他名叫库希满(Khushiman)，意为“快乐心”，名符其实，是个热情而快活的人。他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夜，只要再走两小时的路。
他告诉辛西亚：“几年前我父亲病得厉害，是你给他治的，见好。但一年后他喝酒过量又病了。我兄弟那时在家就叫我们送父亲去加德满都看病，结果病变重了。父亲说：‘假如你们送我去安普琵琶尔，这会可能已好了。’所以，我们又送他回安普琵琶尔看病。”我们问：“结果，怎样了？”
他说：“他在路上就去世了。”整天他只有这一刻头脑比较清醒严肃，但一会儿就过去了。一路上他滔滔不绝说这道那，一直走到他村子才停止说话。此时太阳正在下山。
严格说，这不算一个村子，只是一群互相隔离的六座房屋：所有这些房屋都属于他和他兄弟。辛西亚和我经常与一些较富裕和受过教育的人打交道，那么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来了解真正的尼泊尔山里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并不因为库希满穷，而是你很难碰上他这样一个少于“世故”的人。他只是跳跃所有台阶跨上门廊，向每一个人笑逐颜开，兴高采烈地将第一批外国人领来村子，而且是两位医生。猎鸟一天，我们应是他比鸟更好的“猎获”。
库希满把我们安顿在门廊的草席上，就走进屋，在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中，他向我们喊道：“要不要来点‘拉客西(raksi)’？”
我们和搬运工婉言谢绝这种家酿烈酒，因而他就以茶待客，盛在中世纪式的黄铜高脚杯里。然后叫女儿出外拿了些玉米回来炒了作为我们的开胃品。
在此刻，库希满把鸟笼的遮布除下，将笼子挂在门廊边的树上。立刻，我们就被飨以此鸟一鸣惊人的表演。我敢打赌没有任何动物学家能够出示比这只鸟更能发出吵人噪音的小动物。说它的鸣声刺耳、刺心、刺牙都不足以形容它的可怕。
就在此刻，来了约二十个孩子----孩子们、孙女们、侄女们、侄儿们，都跨上门廊来，似乎都分享了这位男主人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库希满对孩子们很爱很尊重，一点不讨厌他们。当玉米吵好成堆地摆在我们面前时，孩子们毫不客气地先抓来吃起来了。
库希满组织家中一切活动。他蹲在那里，带顶小红毡帽、黑背心、白的缠腰布，他扮演一个“好王爷”的角色，一会对妻子发出指示，一会儿指示家人坐在哪里，将炒好的玉米豆传来传去，或者为我们的铜茶杯里添茶。在招待别人的空隙中，他跑进屋里，在酒缸中舀一两下来提神。
除了鸟儿的不辞辛劳的“小夜曲”外，门廊上还传出一种刺耳的声音：一个挺小的孩子，憋着一泡“臭臭”，忍不住了，就蹲在我身边“解放”出来。一条大狗早跳上来，小孩一拉出，它就一舔而光，最后连小孩的屁股也舔得干干净净，除了我以外，谁都不曾注意此事，毫不大惊小怪。
门里冒出烟来，意味着里面正忙于做饭。当谈话有点冷场时，辛西亚忙取来磁带录放机，放送她带来的古栾部落语的录音。门廊里立刻静下来。年轻人从来没听过磁带上或无线电中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声音；他们听得很入神。库希满也勉强地听着。他把一个小孩抱放在膝头上，摇摇荡荡，他自己也醉眼迷离地将身子摇摇晃晃，面部带着非常满足的沉思的表情。
约十点钟时，开始丰盛的晚餐。许多小孩们都回到自己的家去了，只有十一二人留在门廊里用餐。十一点时，晚餐结束。库希满叫人抬出第二张床放在门廊里----门廊里已有一张床，又找来另一套枕头和被褥。整个家人都为此张罗，都热情细致地安排，想使客人舒适过夜。当一切安排停当，库希满从屋外将饵鸟取进屋来，遮上笼布，将它挂在我枕上边的钉子上。这是这鸟儿惯常栖息的地点。然后全家人在门廊上围坐成半圆形，等待我们上床睡觉。酒精灯的微弱灯光在他们的脸上闪动。我们和衣躺下，假装睡觉。全家不眨眼地盯着我们----一动不动，身影憧憧。他们可能纳闷：他们整夜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躺着？我头顶上的鸟笼里有所动作。我不好擅自挪床，更不要说挪开鸟笼，因为全家都坐在这里“监视”着；而且我一直装着睡着了，如果稍微动一动，就泄露了“天机”。这样过了半小时，全家人总算走了。辛西亚和我才正式解衣睡觉。我没有忘记稍微调整一下我头部的位置，躲开顶上那只宠鸟。
即使这时，瞌睡还是不易来。狗子们在院子里又叫又打架。两点半时，女儿开始起来舂米，“嘀喀嘀喀”地响起来。三点半时，妻子开始扫门廊的地。四点钟，压轴好戏，我的听觉神经被头顶上的鸟笼里的尖叫刺得发麻。这是催我们起床的信号。
一小时后我们动身，四周都是欢送的笑容，离开前，我们给这个村子里半数的人看了病，大都比较严重。连我们的搬运工也身体不舒服，肚子疼，原来昨夜吃的玉米豆，过于成熟而炒的火候又不够；吃多了就会胀得疼。
我们在下一个乡的一个老熟人家吃的早饭，吃饭的时候，乡长也来了。乡长也是一个老朋友，他告诉我，他妻子曾由我动了手术拿出三个卵巢肿瘤，我记得没这么多，可他肯定是三个。
我们路经一座传教队建立的老学校，此校很久以来就移交给政府管理了。由于忙于插秧，学校正放假，现在空着，但住进一些裸体的年轻人，据说，他们乘学生不在校时，就住在这里治神经病。这是尼泊尔农村治这种病的“方法”，已搞了五六年了。
这天一直到深夜，我们在这里会见老朋友、过去的病人和一些曾在不同时间表示过对福音有兴趣的人。我们有时在田间，有时在路上会见他们，一直到深夜，我们就住在这个村子。这是一段忙碌而有收获的时间。
早上四点，我们想比计划提前出发，但来了个婆罗门妇女，想在排队看病的队伍排第一名，果然她来的最早。她扑通一声坐在我们的席子边，亮着新闻广播员的嗓子，埋怨我们的女主人。辛西亚曾四次请求她安静，好让我们再多睡片刻，但她也请求关掉无线电。我们最后只好起身，将无线电关了。以后又进来几个人。我们就告辞走了。假如我们再多睡一些，我们可能遇到某种麻烦而脱不了身。
这天早晨辛西亚和我打算分头活动：她和两个搬运工向东走，只爬一个缓坡到达顶点，我则走较远较难走的路，然后到达同一山顶共同吃饭。在此期间我还得绕道往西拜访一个新建立的保健所，这个所的存在是刚刚听说的。
要去这个保健所我得先下坡1800尺抵捷朴(Chepe)河，再在河另一边上坡，昨晚我问好了方向。但小路越走越没了，我滑进了水稻田里，又拨玉米田的玉米秧前进，找不到一个人影子问路。总算下到河边，发现由于夜来下雨河水涨高了。经过几次试探，找到一处安全渡河。然后由小路上坡，越走越感到这条路可能方向不对。幸好这时遇到稻田中的一位妇女，我问道：“这条路去玛杰巴累(Majhebari)吗？”
她回答说：“呵(即是的意思)。”这是本地人的肯定回答，不让你失望的意思。我走离正路三哩而且上了1000尺，于是又下坡才回到我要去的地方。
当我抵达那个保健所时，人们问我：“你是怎样过河的？”我回答：“走过来的。”他们惊瞪着我，似乎不敢肯定：我是笨蛋，还是装的。
当我要离开时，一位我过去为他看过病的关节炎老人坚持护送我到河边，而且递给我一根结实的竿子，以助渡河。我能到达出乎他们的意料，但不愿让我回去时再冒险。我很高兴得到这根竿子；这次过河，我才大大感知水流的劲头。
他们在3000尺高的山脊上正等着我吃早餐，当我坐下时，我才知道我的饮水和精力都耗竭了。辛西亚在等我的这段时间，已和乡里的官员和老朋友们作了有益的交谈，而且观察了位于这里的一个保健所。在上半下午，我们又准备前进，下到山脊那边的达栾底河(Daroundi
River)边，将在那里过夜。这段路还算顺利，除了最后的1000尺的下坡路，进入河峡；这1000尺是我们迄今遇到的最滑最陡的下坡路，红粘土、几乎直溜而下，毫无“之”字回旋余地。这条小路很少人行，理由明显：只要这下午连下半天雨，我们就休想通过。事实上，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坐屁股滑下去的。
到达坡下，我们遇见一条“迎人”的溪流。我们打发两位搬运工打头阵去前面安排今晚过夜的事，然后在溪水里畅浴并更衣，这是四天来的第一次。几乎刚爬出水来，一场暴风雨就来了，天气骤然变暗，当我们到达河边时，天色漆黑，雨瓢泼下来，两次走迷了路，全身泥污。我们刚才的畅浴徒然成了愉快的回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向巴帕克(Barpak)前进。辛西亚原来不打算去巴帕克了。原因是：行走情况不明，累人而且季节不对头。再者，我们认识的，听说大多数已搬走。假如一无所获，何必自讨苦吃？特别是，据说那个小教会已经解散，领导人都走了。如果侥幸的话，可能会遇见唯一的一个留下的基督徒。
也许为了这个基督徒，我们决定仍然去那里。而且想，一旦到了那里，我们还是可以访问另一村子，那里住着几个曾由辛西亚看过病的熟人。再往北走一点，还可访问一个孤单的保健所，听说最近痢疾流行，已夺走二十九条生命。因此，我们决定去巴帕克。
沿达栾底河走了一小时，河流弯弯曲曲地穿过一个狭隘的河峡，咆哮的激流在峡谷两岸回荡轰鸣。茂密的雨林充塞峡沟峡凹，峭壁上的大树以各种不同角度崩云穿雾，与地心引力抗衡。路向北爬升，先穿过一片树林，跨过沙地和被河水冲出的岩石，然后走上峡壁上的窄崖单行线。两次走过尼泊尔著名的“摇桥”(Swaying
bridges)，桥上铺的是朽败的桥板。然后上坡走出河峡，爬上峭壁，在石级上盘旋，就登上了3500尺的去巴帕克的路。
在我们往上爬时下起毛毛雨来。一团团一股股的云彩滑翔来去，懒洋洋地刷拂上游峡谷的岩壁。大大小小镑色各样的树爬攀峭壁，古里古怪，多瘤多节的树干平伸而出又折成直角上举。喜马拉雅桉树和朗唐山(LangTang)松树林中点缀着像大铁树叶般的蕨类植物；黑脸白毛长尾巴的印度猴(Langurs)从丛林中跳跃出来，追随在我们两边，激动地喋喋不休。水蛭也乘机出来，不久我们的裤腿上就“泄露”血斑。到处是野兰花，尼泊尔人贬称之为“猴儿花”，不管怎样，却特别招辛西亚的喜爱。
辛西亚指着长在近旁一棵树的半中间的一株幽美的野兰说：“哦，这不是一株美人儿吗？”她是在问搬运工希尔．巴哈德，希尔会心地同意。
希尔并说：“那里长的是两株。也许你想把其中的那一株也摘回家？”希尔认为这是他的任务，是桩美差，就乐意地爬上树去把两株都摘了下来，并带着青苔、浮土和根，以保证能栽活。
我问辛西亚：“你要它们干什么？”她说：“我想把它带回家，你觉得怎样？另一株是给希尔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喜欢这种野林中的野花？”辛西亚说：“他曾说过，我肯定他也欣赏美。”希尔的表情难以捉摸。我说：“我真想知道，他为欣赏美而情愿多背五磅重的要枯的花带泥土，上山下坡，还得走八天左右？”辛西亚说：“我肯定他不在乎。”似乎很正经，但很坚决。我说：“不，我在乎。”
辛西亚反驳：“这就是你的毛病----只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其它都不要。我们在这趟旅程中可不可以加点人味？----一点人情，一点美感？”
美感？希尔将青苔、泥土、花根包在一个塑料袋里，让花儿从顶上伸出来，似乎它们正在喘气。
就在此时一群古栾族姑娘们路过，希尔更显豪爽，迅速从他一株花上摘了一朵献给这群姑娘中最美的一个，逗得她们红着脸咯咯笑地向前走。我们也继续赶路，让“植物学”宝贝绑牢实，在希尔的背上颤巍巍地跟着我们。
听这些北方部落民姑娘用粗鲁短促的土话交谈，我们更欣赏尼泊尔官方语言即尼泊尔语的自然、美妙、生动。尼泊尔语中最富于“象声”的词，主要是副词，它们很难确切地翻译出来，听者几乎能体会词所代表的动作，但不明白说话者说的什么。例如，蛇在“苏鲁苏鲁卡”(surukka)爬过草地；这汤“沙拉卡”(sulakka)滑下我们的喉咙；“居鲁卡”(jurukka)我们跳，“拍他卡”(phatakka)我们摔倒了。当我们的肠子在咯咯响时，就说它们在“巴鲁克巴鲁克”(bulukh－bulukh)，“咕啷咕啷”(gulang－gulang)。
尼泊尔语中有许多小的单音节词，如“尼”(ni)、“纳”(na)、“他”(ta)，它们本身没有含义，但可以改变整个句子的意思，有时改变得很厉害。难怪我们有时大大误解尼泊尔人的话。也许辛西亚误听了一个“纳”或“尼”而如此肯定希尔．巴哈德要把野兰花背回家。这两株花他闷声不吭气地整整背了八天，兰花也闷声不吭气地熬了八天----它们死了。
上午晚些时候我们又爬进厚厚的云层里。在曚胧中，我们凭路两边越来越多的人粪堆，就知道正在走近巴帕克了。果然，我们快到了，巴帕克的粗石房屋从雾中隐约呈现出来，一千二百家挤住在占大路三分之二宽的一条山脊上，高达10，000尺。
我们问了去那个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家的路。丹尼．拉姆(Dhani Ram)是退伍的廓尔喀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在英国首先听到福音，又于安普琵琶尔受到教育，曾是海仑医生的病人，第二次是带女儿来治烧伤，第三次是鼻子里钻进一条水虫(water
worm)来医院取出。就在那一次他由一位尼泊尔牧师施洗。他现在是巴帕克教会的领导人----假如你愿称之为一个教会。
我们在他家找到他，他热烈地欢迎我们。他说他儿子今天病了，否则他会去田里干活，离家好几哩，因为现在正是种粟米的季节。我们给他儿子看完病后，就坐着喝茶并谈论巴帕克基督徒的情况。
听他说的真实情况是：基督徒因为怕警察都散去了，留下来的教友好些月才聚会一次。几星期前，三百多人夜里撞到丹尼家外，威胁他脱离基督教，否则就将拖出去打他。他躲在屋内，来人也走了。但他记忆犹新。
当丹尼提到村里留下的信徒们时，他信仰的火又拨亮了。他说：“我们必须通知他们来聚会一次，”他捏紧了双掌，继续说：“要不要明天早上早早地，七点怎么样？我们今天下午分别通知，只要他们在家。”但一想到人们都在田里忙，他的“火”又衰微下来。
我们建议，也许还有几个仍留在家里。最后，我们决定挨家串门通知；也许总可以找到人传话。但又怕话传过了头，就出危险，丹尼耽心警察来，或者再来三百人。
再没有比在雨中的巴帕克街上行走更沉闷阴郁的了。街道又脏又窄，石墙狰狞夹峙，墙后房屋鳞次栉比挤成长长的一排排；突然房子没了，房子外面是灰色的虚空和旋涡似的云雾。虽然巴帕克是廓尔喀区最大的市镇，但没有中学、没有医药设施、没有任何文娱类的东西，这些在比它小二十倍的村镇里都会有一点。可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个进步的标志：一大块苗圃，在镇郊贫瘠的山坡上移植了90，000株树苗。另外又发现第二个进步的标志，也许更为重要：新建了一座能容四人的公共厕所，而且设有自动冲洗设备；厕所下面溪水长流，可通过镇中心冲走一切尿粪。靠墙四个小间，恰好可容小孩或成人使用。它很干净，也许还未“开张”。
如所预料，镇里荒凉，街上没人行走。但一天过去，我们竟然遇到了丹尼准备通知明早来聚会的十六人中的每一个。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以外，都在家，连那一个刚从田里回来的也遇到了。至于明早他们是否都来聚会，那是另一个问题，反正都通知到了。今天他们在家耽搁了农活，就自然要求明天要加油地干，此外，还得考虑警察问题。
煤火在丹尼家的火炕里暗淡地燃烧着，我们一边取暖一边听着他讲述远方战场的故事：如何在攻取意大利时和德国人战斗，如何在马来亚的丛林中和共产叛乱份子作战。最后，如同惯例，展示战利品：八枚闪烁的勋章，缀着彩色的绶带。我们的主人说，这些只是复制品，原件现存大英博物馆展出。
就是这些复制品也已经够意思的了，他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得那条彩色绶带的来历，以及得那八枚闪烁勋章的每一枚的英雄战功，最精彩的留在最后介绍：这枚圣十字勋章，是由伊丽莎白女王亲授，为了表彰他在一天之内杀死了四个敌人。他给我们看了授勋时的照片，这张照片他珍爱地包在层层的纸里。我将灯挪近一些仔细看了看，当我抬头看他时，见他这个老兵的眼里闪着泪花。
我们坐在丹尼暗暗的厨房的泥地上，听到他说的事件仿佛发生在这世界以外的遥远世界，充满了想像中的幻影，简直比“星球大战”的科幻片还要飘渺莫测。
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那不真实的部分可能出自巴帕克。
歇了几分钟，丹尼继续说：“你知道我第一次在哪里负的伤？”这一晚的讲述中，他一直未提到受伤的事。突然，他告诉我：“就是在这里，在巴帕克。”我们都感到愕然：“哦？”他接着说：“一点不差。你知道谁使我受伤？”我们更加茫然。他对我说：“就是你。”咧着嘴笑对着我，满脸笑开了皱纹。我简直对他的话摸不着头脑。
他于是解释说：“你记得九年前在这里举办的输精管切除营会(vasectomy camp)吗？----我们的第一次营会是在巴帕克举行的，记得吗？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的，我带头引着别的人也这样干。”
我未立刻作答。我记起了丹尼这一顽固的面容，他领导了他的部落民同胞们反对这支“侵略势力”(invading force)。但结果，他的阴囊还是挨了外科手术刀。我说：“哦，我记起了这次营会。”于是，丹尼高兴了，脸上又一次笑开了皱纹。
第二天早上六时，人们开始到会，七时，凡邀请的人都来齐了。他们是一个一个分别从不同路线乘雾中不受注意地来到。我们坐在门廊的第二层，由丹尼领会。我们只有一本圣诗歌本，好在我们只是挑选片段唱，一部分人凭记忆，一部分人凭猜想，一点也不靠唱者对曲子或歌词的了解，只凭我们那一股劲儿。有几个人在轮流地从圣经选读，他们针对自己的情况选读，用这些经文鼓舞勇气、鼓舞团结，来反对黑暗势力，这黑暗势力犹如屋外的黑雾把他们团团包围着压迫着。有一个人说：只要一根小蜡烛就可以照亮全室，克服黑暗，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是这根蜡烛，可以克服包围压迫我们的黑暗。另一个人说，他们为什么软弱和害怕就是因为不相聚在一起，他建议以后每星期聚会两次。
第三个人说：“对的。警察一个一个地分别抓我们比较容易，如果我们十七人在一起，看他们怎样对付我们？”
又一个人附和他：“警察就难以下手了。”
其中一人，为以前的乡长，他所以丢掉饭碗，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开始发言。他把巴帕克形容为一座黑暗的城，只有靠他们的号召和责任去唤起人们，并在上帝的恩助下去把它转变为光明之城。他说，他们这些人就是“教会”，需要发展，不仅在“勇气”上，而且在“数量”上。可以肯定，已经有别的人愿意转向上帝，这是我们这些人任务，去发现他们，去把他们带进主内来，锻炼他们去迎接前面的斗争。这任务不容易。他们能够预见到迫害，这迫害可能比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更厉害。当基督徒捶魔鬼的门时，它绝不会安坐不动！
当他的发言结束时，我们以为他们可能会冲出去，攻打“敌人”的据点，而不暇等待“结束祷告”。但是他们没这样做，他们祷告，衷心而热情。最后，希尔．巴哈德(我们的搬运工)作了结束祷告。
从聚会开始，希尔就积极参加，宛然觉得自己是都拉答答教会派来巴帕克教会的“大使”。他在祷告中说，他曾听说巴帕克已没有任何教会，信徒们都散了，来时不抱任何希望。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他感谢上帝，这里就是教会，而且非常活跃。他代表都拉答答的基督徒向上帝祷告，恳求他赐福和赐大能给巴帕克的弟兄姊妹们。他祷告后，聚会结束。这次聚会持续了两个半钟头。
这天早上我们减轻了希尔的“负重”约十五磅，因为散发了我们携带的基督教文献。当我们向这些会众告别时，很难说，到底谁的的灵命更加提高了，是他们，还是我们？
假如巴帕克来自另一世界，我们不久将要到远比它更加古怪的所在。再爬上3000尺的曲曲折折的石阶路，然后再下到山那边，就是拉普拉克(Laprak)村，它简直是从《格林童话》中跃然出来的。这个地方的“世外仙境”的性质，无疑由于通到它那里的约六小时的浓雾行程而更加加深，在浓雾里我们只能看清几码远的山路。
即使没有雾，你也会突然在眼前发现这个拉普拉克村。最先你什么房子也看不见，仅转一个小弯，你面前就突然出现五百座房屋挤叠在一条倾斜的岩架上，这岩架是从一面很长很长的峭壁上伸出来的，它陡然下坠俯临了3000尺的可怕深渊，因此在岩架低处的房屋给人一种不安稳的感觉，好像它们随时可能溜下这悬崖下的“虚空”。
这个市镇的外貌简直可以把英国作家狄更斯(Dickens)描写的伦敦最糟的贫民窟化成“绿玉城”(Fmeraldcity)。这些本来难看的石头房子就像“绿玉城”那样堆砌在一起。房屋之间的弯弯曲曲的小巷是这样狭窄，人们要侧着身通过，才不致在墙上摩擦。墙壁很少是直的：有的斜进去，有的鼓出来，有的既斜进又鼓出，好像堆砌的人是两个心眼。有时，一整座房子歪向这面又斜向那边好像要倒塌似的。屋顶是用木板条盖的，上面用大石头压牢。没有窗户。臭气熏天的牛栏从乱堆东西的门廊或走廊外延伸出来。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到哪里能找到一个安宿的所在？
即使现在下瓢泼大雨，也冲不走空中的污沟臭气，通道成了污泥沟，冲流着全镇的垃圾和脏水。我们遇见了一条镇上的主要泉水，脏得使我们不敢在里面洗脚，更不用说喝它了。连我们的搬运工都开始抱怨，建议我们继续赶路到下一个镇过夜。他们哪里知道下一个镇离这里还得走五小时路哩！
假如我们对拉普拉克感到古怪，那么拉普拉克的居民对我们也同样感到新奇。外国人很少能到达这样远的地方。我们立刻吸引了一群不同年龄不同肮脏程度的儿童，有的还背着弟弟或妹妹来。他们在我们周围喧闹，你推我挤想靠近我们，用本地的土话说三道四。其中一个孩子发现搬运工背的枯萎的野兰花在摇摇晃晃的盆子里煞有介事地摆来摆去；忽然，大家都静下来，似乎对这两株兰花受到这样的重视，感到莫名其妙。
我们来拉普拉克主要为了看望三个熟人。一个是辛西亚过去的病人，二十岁名叫朗．玛雅(RanMaya)的妇女，在她住院期间，病情危殆，有五次辛西亚感到没希望了。在第五次时，辛西亚在得到她母亲的同意下，取下了围在她脖子上的护命“灵圈”(animisticcharm)，从那一天起，这位青年妇女开始痊愈。朗．玛雅不会说尼泊尔语，辛西亚通过她母亲和她交谈。她们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后来由都拉答答教会的一位基督徒把她背回拉普拉克，路上走了四天。过了一年半，她完全好了。那时听说辛西亚要回美国度假，这位妇女走了四天来向辛西亚道别，并背来一大筐礼物，装着鸡蛋、马铃薯和两只活鸡。第二个要看的人是乡议会议员，名叫南答．拉尔(NandaLal)，辛西亚曾为他女儿治过肺病。第三人是小学教师，名叫比湿奴(Bishnu)，辛西亚通过共同认识的朋友说及她。
我们打听通往上述三人的家的路，但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们的问题，或者他们能听懂，但不知怎样答。我们走进村子的一半，在那里找到一位成年人，他指给我们他们的住处。但是乡议员和教师都不在家，我们就去玛雅家，在村子的最低处。
我们后面尾随着四十个小孩，到达了一个只有一间房的肮脏的小屋。我们看见玛雅在门廊上给一新生婴儿哺乳。自从她上次去安普琵琶尔医院，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当她瞧见辛西亚，以为自己看见了幻影，于是静静地优美地楞了好一会儿，首先认出，继而又犹豫，然后才认清是辛西亚真的来了。她放下孩子，站起来，拥抱住辛西亚。
当辛西亚问到她母亲时，她告以在房里病得很重。我们进房见她母亲睡在火炕边的草席上，病重得连挪挪身都无力，简直是只有一口气的僵尸。辛西亚跪在席前，为她诊察。
辛西亚说：“不能再做什么了，她太虚弱了。”
走进来的希尔．巴哈德说：“我们可以为她祷告。”后面还跟进大批小孩和一些好奇的成年人。
辛西亚看看玛雅，然后又看着她父亲，问：“愿意我们为她祷告吗？”我们在未得到家人同意前，从来不为病人大声祷告。
他们同意。辛西亚和希尔共同为病人按手，先后祷告。在房里的五十人推拥向前，用心倾听。祷告完毕，我们走出屋外，等在那里的有乡议员南答．拉尔和教师比湿奴。他们听说我们在玛雅这里，就赶来寻我们。南答立刻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夜，我们欣然接受。比湿奴也请我们到她家喝茶。
比湿奴竟然热心谈基督教，并且提了许多问题。我们问她在哪里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她马上说：“从辛西亚医生。”
辛西亚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从来未遇见过。”
比湿奴回答：“真的是这样。你曾经写一信给玛雅，用的是尼泊尔文，告诉她有关你们的上帝的事。因为她不识字，把信交给我读给她听，我对你所写的很感兴趣。”
辛西亚问：“我写的什么？”她自己已记不确切。
比湿奴说：“你写道，上帝已拯救了玛雅的身体，但他也能拯救她的灵魂和赦免她的罪。当我读到这点，我想亲自了解这位上帝。”
辛西亚答应这天夜里在南答．拉尔的家里再会见她。但现在已有一大群人在门外等候，请我们去他们家看病人。我们花了两小时去访问了二十多家，伴随我们的有小孩、成人、狗和山羊。我们看的病人病得严重；他们起不了身。有的是关节结核，有的是脊椎结核，有的是细菌脑膜炎和爆发性伤害。有一男人，他的整个生殖器变成一个庞大的真菌化的毒瘤，已无法医治。我们一直在曲折的小巷里上坡下坡，在房子后面，跨过粪水坑，所见所闻都相同：无外乎瞎的、跛的、濒死的，躺在阴暗的角落里，绝望，绝援。
这晚上，南答从他不多的储粮里，做出一顿丰盛的饭招待我们。拉普拉克是一个贫瘠的村子，它的乡领导人也一样穷。不但这样，连米也是从南方花四天背上来的。若早知道这种苦处，我们真难以下咽。我们应该只吃马铃薯，这是这里的主食，而大米犹如鱼子酱般珍贵。
然而，这就是这里人们的显着特征：极端贫困，极端落后，但又是我遇到的最友好最慷慨的人。没有一个我们看过的病人不送我们一些吃的东西——他们没有现钱。假如我们收下所有他们送的东西，我们势必另顾一个搬运工才背得动。朗．玛雅的父亲送给我们每人一袋黄豆和爆玉米。南答．拉尔除了塞给我们大米而外，还要我们背走鸡蛋、马铃薯以便第二天第三天吃。人们还送给我们花椰菜、黄瓜、洋葱、茄子，而我们几乎未为他们做什么。似乎是：一个人越穷，他就越是很少计较地慷慨。南方的富有的婆罗门却从来没有这样丰盛地款待过我们。
我们和朋友们谈天到夜深。经过短暂而香甜的一觉，早上醒来，已有一大队人等我们看病。我们尽量施药，治寄生虫、阿米巴痢疾、伤寒；治眼、耳、皮肤。我们并且分送书籍、小册子，包括拉普拉克第一批圣经。一直到九点钟，在热烈的告别后，我们才离开这个小镇和朋友们。
当我们走进第三个大雨天时，我对辛西亚说：“我们又迟延了，一如既往。”但是，幸好下一个村子我没有熟人，也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一小时后就可访问一个保健所，并在天黑前赶到甘达客河(Gandaki
River)。
确实，从下一个村子起，我们不认识任何人。我曾经到过拉普拉克两次，但没有再走远一点。第一次进入新的地区是件有趣的事。当搬运工烹饪我们带来的食物时，辛西亚和我上那个保健所调查访问。
三个每天付钱的“日工”(peon)组成了全所的职工队伍，没有受过训练的医药人员。也只有很少量的药品。但是日工们扮演医生的角色运用所有的药品和器材；居然每天治疗十几个病人。唯一的医疗设备是一副听诊器，它躺在一个抽屉里和一副扑克牌放在一起。耳塞里积有毛毛虫茧。的确，在尼泊尔听诊器可能成为危险的东西；有一次从一个管子里爬出一只蜘蛛钻进了我的耳朵。不管怎样，这副里面是毛毛虫也许比蜘蛛好一点。这个保健所的最大的反常现象是：柜子里满是静脉注射液，共有五十瓶，在两月前痢疾流行时由搬运工背了上来。关于那次传染病的报导是那样惊人，以致卫生部助理部长曾从加德满都乘直升飞机来视察情况。但不幸由于岩石陡峭未能着陆而折返。至少他作了努力。前一年，痢疾曾在拉普拉克夺去了五十条生命。但此消息显然未报导出去。
当我们在保健所时，听说乡长要见我们。这真奇怪，因为听说这星期所有的乡长都要去区首府开他们的年会。当我们去茶馆会见他时，我们直纳闷他需要什么。
他满脸堆笑地说：“欢迎你们来甘蒙达(Gumda)。听说你们来了，我多么高兴你们能来我们的村子。”口气简直像对两个陌生的过客过分热烈地致欢迎词。
我们谢谢他的欢迎，表示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并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与拉普拉克比较，这赞词确实特别真实。
我们坐在茶馆前面的草席上。乡长倾身向前，瞧着我问道：“你不认得我了？”
这通常最令人发窘。我只好采取一贯的高招。说：“哦，是是……我想……我想也许我认识的。以前我在哪里见过你？一定是在医院里吧？”我一点线索也没有。我记不起以前曾见过他。
他把衬衫翻起来。在他胖胖的肚皮上有一条清楚的白线从胸前的剑突骨一直延伸到脐下，白线两边隐约可见针痕。我瞧瞧这些疤痕，认出这是我做的，不错：我在缝过肚脐的地方有自己特别的方法。我可以在一瞬间就认出来。
希尔在旁看着，倒吸一口气说：“一个人开了这样大的口子，还能活下来？”不知道他问的谁。
我简直记不起以前曾遇见一位从甘蒙达来的病人，更不要说我曾为他动过手术，而且是这位乡长。据我所记忆，我从来未走到这样远的地区。
我只好请问他的姓名，这样也许可以帮助我记起他来，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结果，也是白搭，问了姓名也记不起。
我再试问：“你当时害的什么病？”
我真使这人失望了，(连他的病我都忘了)他只好告诉我：“我的肚子堵塞了，你替我打开，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那时瘦得只有四十公斤，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你给我输了四十瓶静脉注射液，而且据说拖到下一星期就难保活命了。真可能。可是现在我体重八十公斤。”
毫不奇怪我记不起他。我感到自己比较可以原谅。他说那时他还不是乡长，我努力想了想，我可能记得起这个病人。
他告诉我们，他很感激安普琵琶尔的医生们救了他一条命。我们接受他的谢意，但说这不是我们医好了他，而是上帝的大能做的功。这人说曾在医院听说过上帝的事，而且极想多了解些。问能否给他一些东西读读。希尔已开始打开背包找书册了。
吃饭时，我们交谈甚欢。后来乡长问我们要不要看一些病人。我们当然不好拒绝。何况这个保健所根本没有医护人员。我们花了一个半钟头看了三十个病人，他们早已聚集在这里，此外又到几家去看了病。一直到下午四时，我们才离开，剩余的时间刚好够在天黑前赶到下一目的地。告别时，我们答应尽可能再来看望他们，乡长希望如此。下一目的地是布底甘达克河。
前方下坡差不多5000尺。第一段山路沿高山草原走，随时使我们眼界开阔，能远眺河峡。
在上方，环峙四周，是暗灰嶙峋的巨大石壁，耸入云霄；在石壁的前面，丘陵堆叠滚落幽暗河峡的深渊。山路开始陡落。路遇一人告诉我们抄一近路直下河谷，可省去一段长路，能在天黑前赶到。我们的搬运工决定照他指的方向前进。他们也知道山底有一小“旅店”，很希望住在那里。
这条捷径陡下一片玉米田，只是一条泥土路，在一行一行的玉米秆里进进出出地来回延伸。在最初，梯田是四行玉米秆宽，不久就窄得只有两行，每行之间下落八尺。我们纳闷：这地方怎么种玉米，离家又远，又这样陡峭，真得费死劲。不久，我们就得在窄窄的梯田之间，一梯一梯地跳，简直找不到一条像路的路。而黄昏已经降临；尚有1500尺才能抵达河谷，而这是最陡峭的一段！
我们的搬运工已觉察走错了路。在下降700尺或800尺处，这条真正的山路往另一方向走。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无法前进的地方。玉米田已到尽头，再前面就是下临河谷的绝壁。
当我们在玉米地里左走右走寻找能下绝壁的缺口时，忽然发现一个用草席搭成的棚子。我们在高地的旅途中，曾看到不少类似的棚子，一般都是空无人居；它们只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由放牧的牧人暂住。这次，出乎意料，当我们走近小棚时，竟从里面走出一个男子来，他对我们的出现也同样感到出乎意料的一惊，你想，在这样的黑天！他很乐意为我们指路；他说，假如我们想赶路，我们可以在天黑之前，走下这危险的一段，然后可藉助手电筒走下较平缓的一段。
这是一条只有山羊才喜爱的所谓小路。晚露使它滑溜溜的；有不少地方只有六寸宽，有几百尺简直是直滑下去。我们的搬运工倒滑得出奇的熟练。我们的向导紧紧护着辛西亚，在最困难处她简直是一寸一寸往前挪。半小时后我们总算渡过难关。我们的向导要转回他的小棚，我们付给他十个卢比(rupee)，约合六十美分，厚厚地酬答了他的劳累(在尼泊尔，连上帝的天使也需要钱)。果然，我们藉助手电筒下了剩余的坡路。终于找到了正路，沿河而行，只走了二十码远，就是我们要找的小旅店。而两头离此最近的旅店，还需再走两小时。这间小旅店离奇古怪地险居于沿河一“腰带”之地，悬崖下临河流。房子只是用竹条松松地绑扎起来。可以透视的竹墙，像横排的百叶窗，可让新鲜空气流进，而将室内黄昏时的霉潮臭气带走。这地方也颇整洁，泥土地再干净不过，尤其在暗处。
我们的老板娘是一个美丽的古栾部落民年轻少妇。最初她劝我们不要在此留宿。她解释说附近有一帮土匪，共约十四人，他们可能看中两位外国人。不过，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土匪看到我们今天下午“非正宗”地抄近路下坡潜来。但据她说，上一个月，三个日本旅客就在她店里被洗劫一空；她不希望再在此发生此种不幸。我们最初轻视她警告的危险，但接着就回忆起在两个月以前，一个意大利游客，就在安普琵琶尔医院山下被土匪们枪杀。在此之前，在廓尔喀平静的山区中还从未发生过此类暴行。
在招待我们喝了几遍茶之后，我们的老板娘突然变得兴奋起来，原来她急于去和两个英俊的塔芒(Tamang)青年人调情说笑，而把刚才对于土匪的恐惧，忘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安排了我们的晚餐。我们餐后就寝，很快入睡。
唉，绝非万事大吉。最初无影无踪的小臭虫，已乘机出动，想爬进每一个汗毛孔，我们谁也别想安眠一个钟头。不管怎样，土匪倒没来；即使来了，我们被臭虫打搅得彻夜难眠，眼睛睁得大大的，早作好了“迎敌”准备。
尼泊尔最大河流之一的甘达克河，从中国西藏边境往南流，一路汇集十几条冰川的溶雪和成千条支流。从约高20，000尺的大山中出发，曲折穿凿喜马拉雅山脉的心脏，“养精蓄锐”，向印度平原奔腾南下，将全部泥流浊浪都倾泻进蓝色的孟加拉湾。
经过三昼夜的雨，这条河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巨人，棕浪白沫，汹涌起伏，冲入蜿蜒河峡。我们整个第二天的旅程都与大河为伴。本日需走二十五哩。白天从天亮起，就预告了闷热，七点太阳出来，就证明预告不虚。若在前些时，走在高原地带，我们理应欢迎出太阳；可是，此刻走在冒热气的河谷里，对太阳就不敢恭维。但是，不必烦恼，到九点时，下起大雨来，直泼到天黑为止。
整天，这甘达克河峡中就像一场呼啸轰鸣的狂欢大会，不是烟火，而是闪烁、照射、弹跳的水花。无论你走到哪段河峡，或仰观，或俯察，你都可看到二十多条瀑布奔流直下2000尺，有的细如银线，有的则是喧嚣大瀑，不断猛击岸下岩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从路上铺的圆木长桥下冲入大河，轰轰隆隆浪花四射；有一股巨流竟然成直角从峭壁上射出，宛如一条隧道的分流。我们偶然站定一处，想一窥该段的“全豹”，居然数到五十多条瀑布，如同怀着一个心眼，同时泻入这暴涨的河流。
走到半个上午，我们遇见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妇，怀中抱着两个有病的孩子。我们问他们是否送孩子看病，他们说本来要去，但过河的桥冲走了，不得已只好折回家。
不一会他们就知道他们已遇见两位比保健所更好的人。两个孩子都病得不轻。幸好，辛西亚带有所需的药，这药保健所不见得有。如果不是这药，这两个孩子肯定不治。
前面不远的一个村子中，也有一些病人处于类似的困境，那里没有保健所。所以辛西亚在一个茶馆前的门廊里暂设临时“诊疗站”，不多时，我们剩余的药就用完了，辛西亚只好用小纸条开药方，让他们去下游十小时路远的药店里去买。
半小时后，我们走到了冲走了桥的所在。这所谓的桥实际上是一根长大的圆木，顶面刨平以便行走，桥架在河面最窄的地方。全河的水量和能量以爆炸性的愤怒冲过狭窄的水道，一涨水，就把那根桥像“火柴棍”一样冲走了。在100尺远的下游，我们看见那根圆木被一根旋涡截住，在里面打转转，没法冲出到主流中。对岸的峭壁之上，我们能看到那个小小的盖着马口铁片的保健所，在灰绿色的山坡上像一个银色的小斑，我们只有“隔河兴叹”，没法去拜访了。
岸边的路突然升高，在泥沙、泥泞中滑溜溜地跋涉了十五个钟头，终于到达了这天的目的地，是一个位于河边悬崖上的闷热的小市集，我们住进唯一的一家旅店，吃了饭就睡觉。辛西亚有一间小房，我和搬运工睡在外面厅里。按乡村小旅店的惯例，房间不付钱，只付餐费。每人七卢比(约合40美分)，尽量吃，倒还划算。当然，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例如：自来水、户外厕所、床、床垫等等。一般地，能提供你的是一张草席。其他的东西，就看房间里有什么了。这夜里，一个大耗子走过我的睡袋，探索“形势”，盯了我一会儿，把我的短袜子叼走了一只。它无疑是把它错认为“林姆堡”(Limburger)的奶酪。我只好把另一只短袜也留给它。
早上，辛西亚起身走不动了，由于头天鞋里塞满了湿沙，脚磨破了，并起了泡。我们决定分别行动。辛西亚抄一条捷径先回安普琵琶尔，再转去加德满都。而我绕些路再去访问三个保健所和政府在廓尔喀区办的医院。
那天和以后的旅程像头一天那样仍然给辛西亚不少麻烦，因为在尼泊尔的这一季节山路都变成了灌渠和溪床，而天空则给旅客们配好了“调料”，一会儿是雨，一会儿是太阳光的热射。不管怎样折腾，辛西亚终于满意地回到加德满都，沿途还访问了一些朋友们，在到达加德满都时，脚也好了。
我这方面，次日享受了一次意外的喜乐。坐尼泊尔式的“腾车”(twing)渡过达栾底河。假如没有这一经历，这趟廓尔喀区的旅程就不算“十全十美”。这种过河的“腾车”是新的设施，用来代替前年跨了的桥。所谓“腾车”是一个座车用两个滑轮悬在拉过河的绳子上，来回滑动，用以渡送旅客。但当我走到河边，“腾车”刚出了故障。原来，过去是使用木制座车，绳索是普通绳索。新近改用漂亮的钢制座车，绳索也改用钢缆。可见，即使在尼泊尔偏僻的后方，“工业化世纪”也已渗透进来。但是任何小小的进步，如果脱离其他有关因素，也会喜中有悲。瞧，这个钢化的腾车就是一个例子。过去用木车，尤其是普通绳索，固然容易朽坏而不安全。但至少，村民们能用手在两边河岸把绳子绷直。现在改为钢缆钢车，人们再使劲也绷不直了，只好让钢车在压得很低的“悬链线”上滑过河。
这个钢制座车由一个站在车里的操作员，用双手把住钢缆滑行。车向钢缆最凹处滑下时，自然不必使劲；但车从最凹处向对岸上滑时，可就大不相同了。钢座车不使用时，一般拴在河岸的任何一边的缆索柱子上。这天腾车出故障的原因很明显：钢座车孤零零地悬在钢缆的中心点，离泡沫翻腾的水面只有十尺，没法拖回岸边。
这对我来说也是件麻烦事。老实说，这已是下午很晚的时候，在河这边找不到投宿的所在，要想找最近的桥梁过河，得沿河而下再走四个钟头。然而，当我站在那里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年轻小伙子走上前来问我要不要过河，我点头，他说：“就在这里等着！”说罢就迅速走开，找到一根长竹竿，脱光只留一条小裤衩，立刻跳进水里。整整一个钟头，以缆车、缆索、河水为配角，以我们的青年英雄为主角，演出了一场惊险的活剧，把站在岸边的一小群观众都看迷了。竹竿刚好顶到缆车，缆车却懒得往绳索上滑动，而我们的英雄只要稍一失足，就意味着顺流而下冲入印度洋。有几次差一点把缆车顶靠岸边，但又滑回中心点。这时，两岸都聚集了一些群众，当缆车终于被推靠岸而拴在柱子上时，对这个无畏青年腾起一片欢呼，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腾车拉回来恢复工作。原来这小伙子就是操作员，他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他开始向渡客收费，每渡一人一个卢比。
我进入缆车，就和操作员一起滑开，两个小滑轮在头顶呼啸有声。的确，这“腾车”真是一个好主意。“假如人们对蒙特蜀玛的报复感到厌恶，这对纳兹的浆果农场来说是一个好主意。”当我们滑到中心点时，缆车变慢而停下来，小伙子就站起来用手把住缆索上拉，最初还颇得劲，但缆索越来越陡，滑速越来越慢，有几回，我耽心他要松把，我们就会滑回原中心点。但他抓紧顶住了。
但到达某一点时，即使我们两人合力往上拉，也休想拉上分毫，离缆车六尺的下方，有一块巨石冒出水面三尺左右，从它起往岸边的水中还有好几块石头，人只要踏上这块巨石，就可安全跳抵对岸。小伙子对我说，他抓紧缆索，叫我跳上巨石，就可顺利回家了。但我在跳下以前，得先付给他一个卢比的渡费。我付了钱，就跨过车栏，准备下跳。我的背包、肩背挎包、饮食用具和雨伞等等给我不少拖累，但这是一块大石头，绝不致跳不中。然而，发生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当我跳跃缆车将车后推时，缆车像打秋千样却把我往前一弹，恰恰把我倾倒出去——这就是所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使牛顿发现了他的力学三定律之一，而我被倒在三尺深的水中，刚靠近那块大石块，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可是结果是：扭伤了腰，擦破了皮(快近骨膜)，而且泡成落汤鸡。我想，一定博得了一声“喝彩”，只可惜河水咆哮声太大而未听见。
两天后，我到达最后的一站，政府办的廓尔喀区医院，在我们安普琵琶尔医院的东边六小时路程。到达时间是下午四点，直奔医院，想赶在医生下班以前会见他。但白搭！原来医生早在下午一点就下了班，他是早上十点才上班的，办公时间真不赖！好在他的家在医院院子里，他正处在忙乱状态。原来，据说一条疯狗曾“光临”这个院子，而且竟然直到他孩子常在那里玩的门廊上来过。他自己并未亲见这条疯狗，但还是极度恐慌，因为他最近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疯狗只要在人的皮肤上舔一下，就会传染上狂犬病。
当我到医生家门时，他正在用消毒液将孩子们从头到脚地洗涮，洗完了澡，他开始用消毒液喷洒全部门廊，就好像水手擦洗船上的甲板一样。同时，他向医院所有人员，如门房、清洁工等人大声叫喊发出指示，要他们寻找该疯狗的踪迹，搜集可能找到的任何信息。
每一个来医院的人，他都要紧紧盘问：狗到了哪里，干了什么，接触了谁，等等等等。当他叱喝完毕，所有“要事”已经安排妥当，他才向我彬彬有礼地招呼，并向我请教我所知的有关狂犬病的一切。从表面看，他的惊恐是合情合理的：上个星期本地有两人死于狂犬病，还传出其他死亡的消息。再加上我和辛西亚离开安普琵琶尔出发调查的前一天所发生的疯狗事件，使得疯狗恐慌成了这个地区广泛的严重问题。
一小时后，我走回市镇，在主要街道上碰见了这条疯狗。十几个孩子大喊大叫正在追得它东逃西窜，向它投掷石子和木棍，甚至要踢它。逼得狗不时回转身来对他们进行反攻，张开牙，口吐白沫，又嗥又叫。与此同时，街上的大人们安全地站在门口呐喊助威：“啦，啦！呜，呜！啊，啊！”纹风不动，一点也不想去救救孩子们，免得他们被疯狗咬伤。我去拜访了几个朋友，一小时后路过街上，那条疯狗还在被追赶着，不过这时，除了孩子们外，又来了几条别的狗参加战斗。我有五六次遇见这条狼狈奔逃的疯狗，比先前更加白沫四溅更加疯狂。这位政府医院的医生，站在他的地位，应该挺身而出为此尽点力量，但却没见他出来。无疑，他不愿冒险到疯狗所在的街上来，生怕把它的唾沫带回家去。
然而，也得为这位医生辩护一下，我们当中又有谁曾设法去打死一条疯狗呢？没有枪。这是一桩棘手的事。我可以肯定，我们宁愿把这种事留给别人去干。
在大约晚上七点三十分时，我投宿廓尔喀一家大的“旅游”旅社，这肯定要付房费，不像小旅店，只收餐费。这旅社大部分都空着，所以我挑选了一间不向阳的好房间，那间房凉快而安静，有点儿“豪华”而“隐秘”。由于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弄得筋疲力尽，所以自我安慰：应该享受一夜安眠，不必耽心耗子爬身和臭虫在汗毛孔“捉迷藏”。房费是美金两块五。晚餐费花了美金一元，包括四个鸡蛋，想好好补充一下已耗尽的胆固醇。九点钟我就上床就寝。
刚要睡着时，我想起了未曾吩咐旅社服务员在第二天早上叫醒我。每天一趟开往加德满都的公共汽车是七点三十分。我不愿睡过了点，但我也懒于再起床去找服务员，所以只有恳请上帝叫醒我了。然而我又耽心天父是否屈尊做这种小事，过去我一贯倚靠闹钟，这时我似乎听见他说：“永不要怕。”所以我就把这个思想化为行动，安然去睡。可是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如意！房屋建筑工业部的一群低级官员也来住在这里，来享受一下在他们例行公事之后得到某种优厚收入的“轻松”。当尼泊尔的“佳酿”灌进肚去，沙哑的歌声就引吭而出。虽然我的房间和他们隔了三重墙，而且紧紧地塞着马克(Mack)牌最好的安眼耳塞子(Mack's
Finest Pollow-Soft Earplugs)，我仍然能听清他们唱的每一句歌词，就好像在我这间卧房里唱似的。一直快近午夜时，他们已醉到第三阶段的“麻醉”状态，整个旅社才再度安静下来。
但半小时后，我又被窗子外一阵特大的吵架声吵醒。离窗户三码远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我猜想是属于一个旅社工作人员的。而争吵就是从那间小木屋里冒出来的。一个男人正在与一个女人争吵。一个比一个嗓门高，谁也不服输。由于天气热，我不愿把窗户关上，所以我决定耐心地等待他们停止，心想他们这样大声喊不会继续多久，否则，就会把嗓子喊哑了，或者互相掐死了事。恰如我所预料，吵了一小时后，争吵终于停了。
但是，这时开始下起雨来，随雨而来的是风。等我一觉醒来，我已经从尾节骨到头盖骨都湿了。我只好关严窗户，把枕头塞到靠窗户的脚头，努力继续入睡。但仍然感到在继续浸湿：有水流从窗框缝里渗到窗台上，而溅到我身上来。我起身将床挪离窗边，终于入睡了。在三点钟时，我又被新的闹声惊醒。雨停了，但风却刮得厉害起来，是正常的大风，把窗外小木屋的马口铁皮屋顶刮得呱哒呱哒地响，刚才那场吵架就是发生在这木屋里面。忽然，听到一阵特别猛烈的当啷响声，我走到窗前，用手电筒照射，看见木屋顶一张铁皮已被刮到地上，其他的几片铁皮，只是随便地用石头压着，我看也可能吹掉，现在正在风中翻上翻下。在一个半钟头中，剩下的五张铁皮都一张一张地全被刮了下来。之后，风再也没“理由”刮下去了，就停了，一切重归平静。这时，也该起床了。东方射出玫瑰色指状的朝霞。
我付清两块五美金的房钱，谢别了老板，走向公共汽车站。当我走着时，我想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也别忘了谢谢我叫醒了你！”
于是，我打了一个呵欠，一场大调查于焉告终。在五个星期内，我们共步行约三百英里，访问了约二十家保健所，三十家药店，会见了两千过去的病人，诊察了新的八百人，与三十二个乡长和几十个其他官员谈过话，会见(除一人外)所有我们要见的尼泊尔信徒们——所有这一切都未经事先安排，而且在一年中最坏的时候，即使我们要想事先计划，也不见得安排得比这更好——至少，白天部分，在我等汽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敬畏、感恩和满足。
由步行而换一个胃口，坐汽车，也使我感到很舒服，而且是“拍舒拍底超级豪华快车”(Pashupati Super Deluxe Express)！ |
| 十六、且在加德满都换换生活 |
1985年，辛西亚和我开始了新的工作：辛西亚在加德满都南城一个区的大保健机构中担任医务人员，而我也要住在那里进行两年圣经新约的铨释写作。这两项工作意味着我俩须迁居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再不像十五年前我们所见的城市，那时我们第一次来此，在语言学校工作并熟悉一下尼泊尔的风土人情。以前泥砖建筑的古朴城市已被钢筋混凝土楼房、浊烟废气、灰尘和噪音所凌驾。大加德满都已成为亚洲式熙熙攘攘的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它遥遥地座落在那寂静的安普琵琶尔的小乡村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加德满都的其它变化。以英语为媒介的小学校成了中产阶级尼泊尔人风糜一时的追求，好几十所这类学校在全城各处滋长出来，起了诱惑人的校名，例如：“小天使”学校、“宝贝心肝”学校、“吉星前照”学校。有一所学校命名为“小珍宝”，是一所以英语为媒介的美国式小学。不止一次，当我经过这类学校时，曾听到小学生们用英语唱“Three
Blind Mice"(三个盲老鼠)或“Old MacDanald Had a Farm"(老麦克当劳有一所农场)，出乎意料，竟在加德满都使我重温童年的回忆。另一使我感动的事是，在加德满都一条主要街道上居然看到一个圣诞老人(Santa
Claus)骑在一头象上游行。
但是有些事物并没改变，例如对王室效忠的豪华仪式。马路上若有养路工人忙着干活，很可能国王或王后不久要路过此地。王室御驾快来的进一步迹像是街上到处建立的鲜红牌坊。这些牌坊老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们只要看到牌坊建、拆，就可预测王室要经过或已经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及其丈夫菲力普亲王来访的那一次，牌坊建得更加丰富多彩。每一企业和每一组织都盖了自己奉献的牌坊来表示欢迎，从尼泊尔国家银行，一直到南格罗面包坊。其中一座最足自豪的红牌坊，上面闪烁着金色字母“Rara
Noodles Welcomes the Queen of England"(Rara面条欢迎英国女王)他们的面条确实很美。
我们在加德满都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住处。这意味着：我每天骑自行车在辛西亚办公地点周围15分钟自行车距离的街道上到处物色住房。我走遍大街小巷，逢人从院子里出来，我就向他们打听是否知道有什么房子要出租。有一个人作出反应，慢慢地环顾四周，彷佛第一次注意他邻近的地区，然后说，他一无所知。就在这时，我发现在邻近的一家挂了一块“出租”的牌子，这房子的主人现不在家，约一星期后回来。这样乱碰乱撞，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也别无良策。经过一星期马不停蹄地寻找，我只发现两处房屋符合我们的“预算”，准备租用。在两房中，我们挑定了一所。但准备搬进的前夕，才发现房东的女儿已另租别人，所以我们只好转向第二座房子。这座房子还未租出，我们就挑定了它。
第一座房子未租成，我暗自高兴，因为我更喜欢这第二座房子。邻居比较安静，这点对我的写作计划很重要。围绕房子是几块开阔的田地，富于乡野气氛；房子是崭新建筑，这意味着一切设施应该运作正常。唯一不利之处是，房子还需两个星期才竣工，而我们急需在一星期后就得搬进来。
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接触到加德满都建筑业的“奥秘”。我们的女房东住在这座两层楼房的第一层，她对如何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卢比的建筑费用一点也不含糊。她雇用最廉价的工人，选用最廉价的材料，建成了“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房子，其后果她大概估计要由她的房客们来承当了。这房子里没有任何两条平行的线条。例如，这座大厅的一头比另一头要宽出半尺。木匠们显然缺乏垂直和水平的感觉，尤其在处理门框和窗框方面。框架从这个方向开始却歪到另一个方向结束。门和窗的插销竟歪过插眼达一寸有余。更离奇古怪的是，木匠用的是未经处理过的木料(因为便宜)，两年过后，其几何尺寸仍在不断变形，不是拱起就是歪斜。
油漆匠一定也有他们自己的视觉问题。辛西亚为了油漆那不调和的颜色而懊恼，但我觉得还可以。有一点我和辛西亚所见略同，就是房租高于应该有的高度，不过女房东说得我们毫无辩驳的余地，只好由她。
我们被推迟了两天才搬进来，因为载运我们家什的卡车司机在一个公路关卡被拦阻，由于车尾的尾灯不亮而被扣压了驾照。最初，我们为加德满都警察局对交通安全突然这样认真而感到异乎寻常，后来才明白(从《升腾中的尼泊尔》报纸)这一周正是“国家交通安全周”。报纸上的文章说：交通安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解决“塞车”(logjam)问题，这是由于公车乘客在每一站拼命挤进挤出所造成。文章苦口婆心地解释：“公车的前门是用于下车，而上车的乘客却抢着从前门上车。”住在加德满都的人都熟知这条规定，这规定一直继续到现在。
在木匠、粉刷工、管子工、油漆匠正忙成一团的时候，我们开始搬入新居。木匠干的一部分活似乎正在拆除另一部分工人干的活。木匠重重地在窗子上作业，这样就震破了刚按装上的三块玻璃。女房东拒绝换下震破的玻璃，因为：“它们只是线性裂纹”。操作规程中既不讲计划也不考虑协调。因而操作混乱。在加德满都工人们是按日而不是按时付给工资；即使他一天只干一小时，仍得付给一天的工资，由于这一理由，工人们来不是仅作一小时的工，而是来做一天的工。因此每一工种的工人必须把所有要干的活在他来的那一天干完，否则就一点也不干。所以，油漆匠一来就忙于油漆，粉刷工一来就忙于粉刷，木匠一来也忙于自己的活——第二天又是一起上场互相踩线冲突，互相拆台，如此恶性循环。
两个油漆匠似乎收入不错，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毫不爱惜地在所有地板上滴洒下许多油漆污点。那个主要油漆匠的左眼是很厉害的斗鸡眼，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油漆上老发生“边界”问题，就好像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一样在“边界”方面老发生“踩线”问题：谁也不能说谁赢了，是“红”的一边还是“黄”的一边。他们也有局部色盲的毛病，可由下面事实证明：他们被叫回来重新油漆那些已被粉刷工重新粉刷的部分。他们在厨房的黄墙上漆上客厅里用的粉红油漆，而在卧室墙上涂上许多绿块。假如辛西亚觉得最初的底漆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最后的杰作更使她倒胃口。我安慰辛西亚，提醒她：这新居里各种不合理的混乱只是生活中的“注定物”(givens)，就像蚊子和麻疯病一样——人们最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幽默态度来对待。
可是，我自己的幽默也常常不能对付这种“注定”(demands)之物。厨房墙上的粉红油漆苦恼了我好一阵，我找来一些黄油漆，设法把这些粉红油漆盖掉。辛西亚配合我的“挑战”，在厨房的一边墙上泼了半碗蛋糕糊，你可以想像到：她创造的这一魔术竟覆盖了一平方码的面积。不管我在她泼撒的地方漆上多少遍，总盖不住那泼撒的痕迹。似乎这种蛋黄配胶水的“油漆”与蛋糕糊中的油质不能混合，所以不管我用油漆涂抹多少遍，“油”又马上把底下的粉红漆透现出来。在涂抹的油漆方面，我们遇到同样的麻烦。门框和窗框原来漆上了詹森—德累布莱斯登有限公司(Jensen&Dribbleston
Limited)出的上好快干滑亮的白漆。我保存了这种白漆的一个空铁罐，准备万一要补漆什么地方时，可以以此空罐为样品去买这种漆。这确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几个星期之后，门框和窗框那未经处理的木料就开始变形扭曲，再不能关严，甚至开不进去。这就需要用砂纸或锉子磨掉一些才能关上，因而原有的白漆就被磨掉了。因此我就带着空铁罐样品去买回同样牌号和大小的白漆。我不敢到不同的公司买不同牌号的。
但当我在五十余处磨掉白漆的地方抹上新买的白漆时，发现颜色与原漆不一样。完全是另一种珍珠黄的颜色。而我再抹上一层，却变成军舰上漆的灰白色了。我只好放弃涂抹，让木料看起来像涂了木薯粉布丁一样的颜色。这使我永远记住詹森—德累布莱斯登牌的白漆的质量。每当我进入巴格马蒂桥(Bagmati
Bridge)进入加德满都时，我就看见这个公司的大广告牌，说：“当你想到颜色时，千万想到我们！”对，我永远想到你们。
我没有少花时间和管子工打交道。在安普琵琶尔时，我们主要的管道问题简单明了：化粪池管道经常堵塞，使你最怕遇到的臭水回流进浴室。在加德满都，管道更为糟糕：有缺陷的管子、漏水的装置、冲水器失灵，排水管排不出水(因为粉刷工将抹墙泥浆冲进去而堵住了管子)。只要上述问题一解决，管道就通了。
管道意味着必须有水。如果没有水，管道就形同虚设。这件事，女房东在租房时没有事先说明。原来每年二月至六月，水道就没水。女房东在地面上(而不是在地下)修了一个蓄水池，因为这样造价比较便宜。因而，每当主要水管的压力下降时，我们的水管就没有水了。但是，女房东想出一个临时补救的办法，拖出一个曾用来调油漆的圆桶，并雇用一个男孩每天黄昏时为圆桶充满水。这样也像拌油漆样拌和着水，我们用的水也是从桶里来。但是过了几天，油漆气味被冲淡了。这种带油漆气味的水比自来水公司加进十倍于正常剂量的消毒剂的自来水，其情况不相上下；约一月之久，自来水中仍有钾碱的味道。搬进新屋的最后一项工作是，装联电灯和墙中的电线插座。为了这项工作，女房东雇来了两个粗暴的不修边幅的印度电工，他们不到十八岁，几乎不会说尼泊尔语。我一瞧见他们就感到不放心。只要瞧瞧他们吊儿郎当地走来，而且朝着屋前门廊亚洲式地擤鼻涕，就预告要出乱子。两个电工用一个黄麻袋装来一些电器装置，差点没在路上撒掉三分之一。
电工头名叫比蒙(Bhim)，所以我就把他的夥伴命名为巴蒙(Bham)。他们走进浴室就说，他们将在那里开始动工。我注意到，他们双手肮脏，因而建议他们先洗洗手，以免在墙上到处印上手印。他们说没有必要。比蒙拿着一把大电钻，钻头为3/8英寸，足以钻一个大洞挂上我们的电冰箱。这把电钻是一个威胁。比蒙像是把它当作一挺机关枪来使唤。他不屑瞄准，站在凳子上摇摇摆摆地对着墙上大概是电缆的地方猛钻。“Wh-r-r-r"钻头钻动着，室内飞扬着墙灰和砖屑。比蒙钻到钻柄那样深，就轮到巴蒙在钻好的洞里打进电线套管，然后用凿子和一把锻工用的大锤把套管敲平。是的，大锤！他们就是这样干活。再坚固的墙也经不起他们的敲打。我温和地建议巴蒙预先锯断套管，这样就不致把墙搞坏。使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接受我的建议。但是他拿起一把我的新木椅准备作锯台，我只好请求他还是用他的老办法。他的凿子似乎已有十年未磨，但我递给他我的凿子，他却生气地拒绝。所以我只好听之任之，由他去干。
我平生还未遇见过像这样的工人，既不顾及财物的破坏，也不关心工作的质量。墙壁被乱凿乱刮乱抓，并到处印上脏手印。手印由于钻孔内的墙灰砖屑而扩展到每一处。天花板上的钻孔更为糟糕，因为钻屑撒进比蒙仰视的眼睛里，使他的瞄准更为狂野。但我不得不满意，他每次总算钻中了天花板。
午后时分，我们总算获得“喘息”的机会，因为比蒙碰上了火线而“短路”，烧坏了保险丝，全屋子，楼上楼下全断了电，大大触怒了女房东。保险丝只能由市供电局来修复，他们何时才来，谁也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才回来，总算完了工，我们也庆幸结束了“折磨”。
“磨难”还未全部过去。大约三星期之后，加德满都刮起一阵春日大风，风从门缝里直刮进来，因为门板缩水而翘起。风力强得足以把比蒙装的电灯镙丝吹松。两晚后，辛西亚的台灯终于开不亮了，虽然那时风停了。再两个星期，另有五个电灯的线座脱落下来。
在加德满都，甚至一件日常小事也得大动干戈。在我们迁进新居并开始工作不久，就接到松德凡出版公司(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的通知，要求寄去关于我的人事材料和一张照片，作为封面之用。估计他们大概不愿意用八年前我护照上的照片(那是克累西那摄影公司‘Krishna
Foto Concern'照的)，但又没有另外的近照可寄。我决定进城找一家正规的照相馆照一张像。出版公司应该要一张这样的照片。我也决定顺便找一家正规的理发馆整整容。辛西亚在过去十五年一直为我理发。但这次我得找一专业理发师。
从我们住处到城中心可不是一件等闲的小事，骑自行车得三十分钟，我已经从一朋友处以美价买了一部旧自行车，可是这位友人未事先告诉我：在往右边靠时，车座会夹臀部肌肉。从我家通到柏油路前，有一段四分钟凹凸不平的土路，至少屁股被车座夹咬了一下。
自行车的第二个问题是：前轮内带只能储气三天。我有一个打气筒，但是垫圈坏了，我还找不到一个一样大小的垫圈来替换。所以每当出门，我得推车十五分钟到附近的自行车店打气。
照像的这一天，我推车去打好气，刚好瞧见对门有一家门面破旧的小照相馆。我心血来潮想就近照像而不必骑三十分钟去市中心。我走过街，瞧了瞧照相馆老板展示的一些快照样品，我怀疑他也许曾经是一所监狱里的照像师。这照相馆备有两盏电灯、一条木板凳、和一台老式照像机。想到出版公司要求一张好点的像片，决定还是骑车去市中心。而且，我还未理发。
当我骑到半路，一边骑一边盘算我的心事，这时一辆小货车从旁擦过，又突然在我前面转向左边。这货车的后挡板碰上了我的自行车前轮，把我扔到空中。我被抛到十五英尺远，肩部先着地，弄坏了我的好衬衫，这是专为照像而换上的。许多人聚拢来，司机向我道歉，碰巧来了一位警察，他坚持要司机送我去医院。我告诉他没事，而且我是一个医生，懂得怎样办而不必为我耽心。但自行车轮弄弯了。在旁观者的帮助下，我们扳直了车轮，我又继续前进，耽搁了不到二十分钟。
经这么一撞，我发现骑车有困难，我的右臂乏力，十分钟后，右肩发痛。我知道有点不对头，但往回走又太远，而且我已差不多到达了目的地。
我花了半小时寻找一家合适的理发铺，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只收费十卢比(合五十美分)。我进去，坐在椅子上，理发师就开始工作。他似乎是内行，但我不禁注意他的古怪的抽搐动作。不久我就找出原因：他患了流鼻涕的毛病，在我从事医生行业二十四年中，我还没有遇见这样一个流鼻涕的病人。他剪几下，就要用另一只手抹一把鼻涕，然后将抹鼻涕的手又按在我的头上，不用任何手帕。我在理发过程中，不禁分心计数：他抹一下平均剪七剪。
我骑车迳去达斯(Daas)照像馆。当我十五年前在语言学校工作时，达斯是城里最好的一家。经过这一番折磨，这下我总可以享受一下这家最好的照像馆的服务了。这家照像馆并非我所记得的那个所在，我转悠了二十分钟，只好问人它搬到哪里去了，但没人知道。最后我在一家卖照像材料的店里问到，原来达斯早在十二年前已经停业。我被指引到城中照像馆区的一家近代化的新照像馆。
馆内的人很高兴地接待我，但刚好轮到我时，城中这一地区断了电。我等了一个小时。我问还要等多久才来电，他们打发一个男孩去打听。十五分钟后，小孩回来说还得等两个小时。根据经验，在尼泊尔估计时间得加倍算，所以我决定不再等了。我的肩膀疼得加剧，我想如果我再等下去，恐怕就疼得骑不回家了。我决定回到出发时看到的那家小照像馆去。已经为了这次照像计划“投资”了六个小时，决定仍在这同一天完成任务。下午四时，回到了这间小照像馆。还算幸运，一切都在运作。我们设法遮过衬衫擦破和弄脏的地方，出版公司再过细也看不出来。我估计或者是我的锁骨脱节，或者锁骨尖有点裂开，不管是哪一情况，都不需要进医院治疗。果然，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好了。当女房东的狗在我窗下叫时，我跑出去居然能向它扔一块石头。但我的肩膀仍嘎吱地响，“导弹”飞得远远地未中目标。
当比蒙、巴蒙和建筑公司在屋内乱成一团时，我无暇注意屋外的噪音。但当屋内的扰乱结束，屋外邻居们的“英雄本色”才显露原形。例如，女房东的名为“老虎”的狗，在炎热的白天，乖乖地沉睡，但一到日落西山，它就变成另一条恶狗：非到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太阳把晨雾烤干后，它才会睡觉。它是城中这个地区最大的一条狗。在我们搬进以前，它曾高踞我的窗户以上，从窗户可以俯窥窗下它所有辖区的财产，防止一切外来的狗、猫、猫头鹰、甚至蝙蝠侵入辖区。“老虎”的吠声威震邻区，而其号叫更为出色。我真想给它一个尊号为“狼”，但尼泊尔没有狼，因此女房东没想到狼，而只好尊之为“老虎”。
“老虎”并非这邻近地区唯一的狗，我们屋后一家也有一只名为老虎的狗。街对面，还有名为雅尔帕(Yalper)、耶尔帕(Yelper)、号勤(Howler)和喔弗(Woofer)的狗们。这整个“合唱团”一到天黑就开始奏起乐来，名为保卫人们的住宅，而实际上是它们的娱乐扰乱人们的安静。尤其是在发情的季节，更是号叫得热火朝天，让人夜夜都像做噩梦。经过发情季节，不久之后就有了小雅尔帕和耶尔帕们来加入这个夜间合唱团。
然而，狗们只能算加德满都市郊嘈杂噪音的一个配角。天还未亮，约清早三、四点之间，公鸡们开始高唱。其中之一即栖息我们窗下，乃女房东饲养，直到有一天，女房东把它宰了，为我们佐了餐。然后，离我们三座房子远的军营吹起了起床号，然后，一群唱经的圣僧(Holymen)来到我们门外和窗下，吵得你只好下去给钱请走，或者你胆敢冲出去掐住他们的喉咙别唱。然后来了托钵化缘的僧人，不停地摇着小鼓，提醒人们他们已经到达，生怕我们充耳不闻，呆在家里不理他们。最使人难忍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大胖子，每早从街上走过，用单调的声音祷告达二十余分钟，要所有的邻人们都能听到。当所有这些过去之后，就是尼泊尔电台开始新闻广播，十几个广播喇叭从四面八方播放出来，从早晨到半夜，从来不停播一分多钟的每日节目，有的无线电收音机特别尽职。
上午八时左右更达高潮。尼泊尔王家航空公司飞往印度德里的飞机从我们屋顶擦过，咆哮着向西飞去，接着另二十五次航班在这一天内先后掠过。然后，卡车开过屋边土路，载着沙砖驰向街西旁和我们屋后空地正在兴盖的新房工地。然后来了小贩们，例如卖旧布旧衣的、卖旧瓶旧罐的、卖芒果的、卖白菜的、卖篮子的，他们一边走，一边每隔几步就尖声吆喝着各人所卖的商品。
有些日子更增添上特殊的热闹场面。根据加德满都的风习，一些印度教虔诚而富裕的人家往往恭请僧侣们来进行时间长短不同的特殊宗教法事，他们在屋顶上装设扩音器，播扬念经和歌唱，扩音喇叭越大，音量越高，就显得这家人家积的功德越高。这类法事延续一天、三天、五天、七天或九天不等，端看做法事的人家愿付多少钱。因此根据作法事的天数而对该户人家“表扬”为“一天主”、“三天主”、“五天主”、“七天主”或“九天主”。“法事”进行不断，只在下半夜两点至六点之间暂停五小时，为了让邻居们睡觉。人们永远没法预测这些法事到底要搞多少天。假如扩音器继续播扬，你就会测知那最紧张热闹的时刻是在第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末尾。
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不把窗户紧闭。好，首先，这炎热的季节，需要开窗透气，你想头上是直接接触阳光的钢筋混凝土屋顶，又没有空调；其次，关紧窗户也无济于事。我们搬进这房子时，周围寂静而空旷，但好景不常。我曾经舒服地投入写作新约圣经的铨释工作，就在此时，开来了两大卡车，装载着桌子和缝纫机，来到了我们窗对面的一所大房子。来了四十个不会说一句尼泊尔语的印度裁缝，在这里开办一所缝衣工厂。他们生活、用餐、睡眠都在这座大房子里。不仅是他们的机器产生噪音，他们的收音机和半夜放映的录象机吵得更加厉害。
每天清早三点时分，一部小货车来收取头天晚上干完的成品，每早司机毫无例外地先按好几分钟的喇叭，并且大擂前门来唤醒那位睡得像死了一样的看门人。我怀疑这些裁缝们都是聋子，因为我没有一次听出他们是用正常的语声说话，也许这是他们的习惯：只有大声叫喊才能盖过缝衣机的声音让人听见。这也就难怪他们就用这个理由必须将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因而也徒费口舌去和他们的经理争办是否设法降低裁缝们的喧哗，因为他自己的嗓门比哪一个裁缝工人都高，他整天都在大声向他们叱喝，或者对着电话机喊叫，彷佛觉得电话线难以传过他的声音。
谢天谢地，至少裁缝们比木匠们，或锅炉制造工人们稍为安静一点，或者，比一个寄宿学校强一点(如果是这样一个学校，则更糟糕！)不管我怎样聊以自慰地谢天谢地，经过六个多月，这个缝衣工厂搬走了，这座大房子又恢复了安静，如此过了约一个月。
好些天来，一直谣传有一所寄宿小学要搬来，这可怕的时刻，终于来到。三十个顽皮吵闹的六岁左右的孩子们组成了这个大房子里的寄宿小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是王后的一项专门教育计划，为了培育这些子弟对印度教文化及宗教的素养。每天早晨六点三十分准时开始柔软体操，操场就是墙外我们窗下那块15X20英尺的草坪。体操教练是一位真正的积极分子，他大声吼叫，似乎在训练一团廓尔客士兵而不是一年级小学生。有一天早上我请问这位教练，是否他的学生都是听力不佳，所以他才这样用力吼叫。他耸耸肩，说这是他的教练作风。也好，我们应该感谢他，早上不必再用闹钟叫醒我们。
我们和这所小学校共同生活了八个月。最难忍受的四小时课堂活动，学生们朗读字母，高唱国歌和其它歌曲，以及朗诵一些词语。一天的其他时间则休课。但孩子们的三十副高频声带吵得我们即使戴上耳塞子也无济于事。
后来有一天我们瞧见，孩子们跟在运载课桌、椅子、箱子的车子后面转移到设备更好的地点去了。我们对面的这所大房子安静了好几个月，窗下草地的草长高了，唯一的吵闹声是风吹得窗户砰砰地响。我们料想这样为时不会太长。房东死劲地召租新的房客。终于又招来了一所新的学校，日校兼宿舍。宿舍里住了四十个年龄大些的学生，他们白天到外边其他学校上课。其他一百二十五个小学生在上午十点钟来上课，下午四点三十分放学。但教室不够容纳他们全体上课，只好分组进行，所以总有学生歇着无课。
不知这所学校兼宿舍后来如何发展，因为几个月后我们就搬走了。辛西亚完成了社区保健机构的工作；我也写完了新约圣经六千页尼泊尔文的铨释，决定不再在加德满都接受其他写作任务。
在我们快离开加德满都之前，美国前总统卡特(Carter)和夫人罗莎琳(Rosalyn)来尼泊尔旅游度假(trekking Holiday)。直到他们停留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才偶然闻知他们的到来。我们与其他一些客人曾被邀请参加我们女房东家的晚餐。其中一位特别肥胖满脸皱纹的客人，只吃花生和生萝卜，他是刚从狱中释放的政治犯，是反对党国大党中的第三号人物。这个党在这段时期或多或少算为非法党派。他在谈话中提起，他是由于卡特总统的这次来访而被政府自狱中释放的。他说，几个月前，在加德满都曾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这个反对党的8500个党员因而被捕，仅在上星期才释放7200人。这可见美国前总统对尼泊尔的影响。
尼泊尔政府的三分之二的预算收入依靠外援，因而它非常关心它的“形像”(image)。把太多的政治犯关在牢里可能危及它的外援收入，特别是危及像美国这样关心人权的赠与者的援助。无疑地尼泊尔政府“高估”了一个下台的美国总统对美国现政府的影响，但是它宁肯不错过任何良机。这一事实也使辛西亚动了心。她想：既然卡特只是私人访问，并不开口，就影响了7200政治犯的释放，若果卡特能以恰如其分的言辞代表在尼泊尔的被压迫的基督教的弱小者们说话，那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两夜后，我们与一对传教士夫妇希洛霍．阿尔和柏格(Al and Peggy Schlorholtz)共餐。阿尔和柏格是卡特迷。他们夫妇俩知道卡特来访的全部细节。柏格和辛西亚立刻讨论如何安排与卡特会面的计划，而阿尔和我宁可好心肠地让夫人们沉醉于她们空幻的美妙“计划”，而只注意我们认为较切实际的重要事情。
第二天，辛西亚一味乐观地打电话给她认识的美国大使夫人。大使夫人客气地告诉了卡特夫妇的活动日程：他们将于下星期一从旅游中回到加德满都，而现在是星期五。下星期二晚上，他们将出席一次国家级招待会，然后应邀赴国王及王后的私宴。他们将于星期三离此地回国。看来，将没有空安排一次与一般美国公民如我们这类人的会晤。然而，美国人俱乐部将举行一次卡特夫妇的招待会，辛西亚是否需要这招待会的邀请呢？
辛西亚对此没有兴趣。她和柏格一心想安排一次让卡特能与几位尼泊尔本地教会领袖的私人会见，让他们有机会亲自向卡特陈诉尼泊尔基督徒所处的情况。假如这次私人会见能安排在星期二白天，则卡特就有机会在当晚与国王晚宴时谈及这类问题。还有比这更理想的事吗？但是怎样才能接触到卡特呢？大使夫人建议辛西亚先写信到卡特下榻的索尔蒂旅社(Soaltee
阿尔此时也不再安于做一个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者，而积极参加这次会晤的安排。由于我们传教团的团长和副团长这时都不在加德满都，阿尔暂代理团长职务。所以阿尔就代表传教团写信给卡特约请会晤。因为阿尔是一个美国人又代表尼泊尔的一个最大的基督教传教组织，卡特很可能发出邀请。
辛西亚、阿尔和柏格亲自在星期日将此信送到索尔蒂旅社，估计卡特于第二天早晨就能收阅此信。同时，他们三人又需与尼泊尔本地教会的三位领导人接触。在加德满都找人可不容易，特别是很少人有电话或摩托化交通工具。他们三人在星期日忙了一整天，只找到两个本地教会领导人，另外的那一个不在城里，要到星期三才回来，那就不能参加计划与卡特的会晤了。
星期一来到了。柏格整天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索尔蒂旅社方面可能来的电话通知。辛西亚和我不抱太大希望，到晚上九点仍未接到电话，心想大概会晤不成了。辛西亚开始责备自己不该取消原定的实地考察计划：不仅影响自己，也使其他几十个村民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打算，弄得大家不方便。但在九点三十分时，阿尔和柏格来告诉我们，他们得到卡特的特工人员通知，将在第二天即星期二两点半钟为我们安排一次半小时的会晤。我们大为高兴。同时，阿尔和柏格获知那不在城里的宗教领袖已经回城，比预定回来的时间早。余下的事情是和三位本地教会领袖联系，希望他们准备好向卡特总统汇报的材料。
并不是所有的尼泊尔基督徒都为这次会晤感到兴奋。多少年来，本地的和外国驻此地的基督徒对尼泊尔的宗教自由问题都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我们承认在迫害下教会变得一天一天强大起来，它们确实正在发展中；另一方面，政府对福音的传播肯定会因而采取包大的限制。有一些基督徒(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国的)不愿再摇动这艘“船”，而使形势变得更坏。但是大多数尼泊尔的信徒们开始感到：现在应是反对政府的宗教态度的时候了，政府违反了日内瓦会议关于宗教自由的精神，而尼泊尔则是签字国之一。我本人觉得：现在应采取包积极的行动以结束在尼泊尔对宗教的迫害。况且，正在此时有一百多尼泊尔本地基督徒由于他们的信仰在法庭受审，他们大多数人可能被判入狱服刑。
我们只有很有限的时间作准备工作。这晚上阿尔和柏格开车去通知三个教会领袖中的二人关于会晤的时间。第二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寻找第三位：他是尼泊尔基督团契会的领导人，住在城内最密集的贫民区的陋室——恰与五星级索尔蒂旅社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没有礼服和领带，只好就穿着他的这身旧衣服去见总统。我于是偕同这三位教会领袖审阅他们准备在会晤之初面交卡特的书面材料。
仍然有许多事要准备。这封信需要打字。有两个教会领导人需要回去穿整洁的衣服来。第三个领导人和我出去买点礼物送卡特夫妇：一本尼泊尔文圣经和一些手工做的布娃娃。他和我回到我家快餐一顿，辛西亚则赶着包裹那些布娃娃。我想我自己的外表还打扮得不错，不过我那双已有十八年之久的皮鞋已有好些月没穿，有三个破洞，看起来颇不美观。我们没有皮鞋油，即使有油也无济于事，对那三个破洞更无能为力。其实，这双鞋丝毫无关痛痒：因为当我们会晤卡特时，他本人就穿一双走路用的便鞋。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全体总算在两点钟到达索尔蒂旅社。三位尼泊尔教会领导人都在信上签了字，大家都坐在旅社的接待厅(lobby)定定神，并决定由谁将大家介绍给卡特。
索尔蒂旅社用尼泊尔标准来衡量确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所在。它最近增建了一翼，与原来的建筑一样大。原来的接待厅已重新装修，现在由于新装的枝形吊灯、靠墙的一些与人身等长的大镜、加以装饰的柱子、大红皮靠椅等等，而显得辉煌华丽。靠一边墙是两部旧电梯，还未加更新，显得与其他装饰不大般配。一次只能装载四个人。
两点二十五分，我们一行十二人，现在包括了新增的几个美国传教士，走向电梯，我们深怕有任何迟延。老实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激动。一部电梯下来了，空着。我们难以决定谁先乘这部电梯上去。我们大家都客气地互相谦让，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尼泊尔人、美国人，都愿意让其他人先上。花了两分钟才选出第一批的四个人进入电梯。当电梯刚要关门时，其中一人问道：“是第几层？”
我忙答到：“五楼”。幸好我想到先问了服务员是第几楼。这两部电梯一定是阿蒂斯电梯公司发送到亚洲的第一批货物的两部。两扇门老是不停地开和闭，好像必须等待纽约总公司的信号来动作。第一部电梯叽哩嘎啦地升上去了，不久第二部电梯到达。这时是两点二十九分了。
我们花了较少的时间挑选出第二批的四人，于是进入电梯。当门关上时，我提醒：“五楼”。
第一部电梯由于一路上载了些乘客，花了很长时间才下来。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开始进入电梯。这时，一个服务员忽然问我们：“顺便问一句，你们打算会见谁？”因为他一直站在我们的身旁，一定听到我们兴高采烈的交谈。
我们回答：“吉米．卡特总统。”
他告诉我们：“哦，你们走错了楼。他是住在旅社的新楼。这两部电梯不能通到那座楼。”而现在已经是两点三十三分！
我估计用这两部每次乘四人的电梯追上追下把走错的人找齐就得花半小时，已来不及了。立刻采取措施：只派两人乘这部电梯上去追人，阿尔和我就留在接待厅等着。终于在两点三十七分，将我们全部十二人等齐，一起走向旅社新加的那一段楼。那里装设了新的电梯，一次可乘十二人。电梯滑溜地上升，使得我们中的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五年的老传教士赞叹地说：“乘这部电梯简直像没有动一样。”
的确如此，只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第五楼。我们从走廊通过三位特工人员的身边，进入卡特的客厅，只迟到了十分钟，受到卡特夫人的欢迎。这位前总统走进来，友好而愉快，以他的不拘形式的亲切态度立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心情放松。他阅读了三位尼泊尔教会领导人写的信，并立刻详细询问尼泊尔基督徒受迫害的情况，将其回答用小型磁带录音机收录。卡特夫妇对尼泊尔基督徒弟兄姊妹表示真诚的关怀和同情，深为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所感动。
于是卡特说：这天晚上将去王宫晚宴，他答应与国王讨论宗教自由的问题。自然，他不会施以压力与威胁，只是打算告诉国王，对处于少数派的基督徒的迫害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他告诉这几位尼泊尔人说不要对他的影响抱过高的希望，但他一定竭力帮助。
于是，尼泊尔人赠送了礼物，并照了像，卡特在倒着读那本新的尼泊尔文新约圣经。一位特工人员差不多将背仰翻出窗外，将我们全体十二人都照入像片中。之后，我们鱼贯走出房间，沿过道走进电梯。卡特共给了我们四十分钟。时间过得飞快。
当我们一进入电梯，我们就畅谈起来，兴高采烈。这次会晤真再好不过。三位尼泊尔人对答如流。信也写得特别中肯。我们回忆在会晤中的主要细节：预测卡特会晤国王后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们甚至幻想尼泊尔政府会放宽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修改宪法。我们向三位尼泊尔人道贺，他们也感谢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会晤。我们讲述上帝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何格外开恩来促成这次会晤的实现。我们又重述了上帝施恩的许多细节，我们在初期所遭逢的沮丧、失望和最后的欢欣鼓舞。谈到这里，电梯门开了。
当我们挤出梯门时，有人叫：“嗨，这不是接待厅。”另一位说：“这又是第五楼。”
那位刚才赞叹新电梯的老传教士忙说：“我们早下到接待厅，但未出去，又不知不觉地被送回第五楼了。”
我们一直站在电梯里，长达五分钟，而不想去按那个下楼的电钮，还在畅谈着。
卡特的一个特工人员一直站在大厅内想为卡特准备电梯下楼。卡特已晚点二十分钟去赴下一个约会。如果不是这个特工人员来打开我们的电梯，谁知道我们会呆在里面谈多久哩？他指点我们按“L"电钮，一按就灵，我们很快就降落到接待厅。
第二天，《升腾的尼泊尔》报满载国王招待卡特的报导和照片。第三天报上刊登卡特离开前举行记者会的长篇报导。报导的大部分是卡特赞扬尼泊尔政府的言词，特别是人权方面(他显然指释放7200政治犯之举)。尼泊尔电台及其他期刊也肯定此举。但都未提到宗教自由和被迫害的基督徒。我们感到失望。我们似乎被出卖了。但，三天之后，有人给我们看一篇加尔各答《政治家》报(印度的主要报纸之一)的文章。文章的最后的四分之一详细报导了卡特在记者会上对尼泊尔基督徒少数派受迫害的谈话。他希望这种迫害即予停止。卡特表达了对限制宗教自由的任何政府政策的反对。卡特毕竟当众支持了我们！但是由于新闻检查，在尼泊尔没有人能知道。
在卡特访问后的许多月后，我们看不到尼泊尔政府对基督徒态度的任何可觉察的改变。而且，好几年过去，尼泊尔基督徒的困境更加恶化。教会所遭受的迫害变本加厉。但是，尽管有这些危险，教会仍快速增长。这些尼泊尔的信徒们从基督里发现某种东西：他们的老宗教和现代的唯物主义是不能提供的；这就是新生命，为了新的生命他们心甘情愿受苦受难去争取它。 |
| 十七、革命 |
“释放玛苏拉教授出狱！”
“停止对玛苏拉教授的酷刑！”
这些要求曾经涂写在加德满都医校的围墙上，还有其他标语，例如：“无民主，毋宁死！”这些标语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玛苏拉教授曾经聘请辛西亚到这所医校教学并是她的上司。1990年2月28日，这是我们第五度回到尼泊尔工作的第一天，我们悠闲地踱到这所学校的校园，就在这里我们被引进了“革命”，现在这事已成为历史。当时，在几天之内，警察就用白漆涂盖了所有标语，而医校学生们则忙着募款去买更多的油漆。
在尼泊尔事物的发生常打破常规，包括“革命”在内。主要的情况是：不断被激怒的群众起来反对一个越来越腐化越压迫的政府。但是在尼泊尔这种离奇古怪丰富多彩的细节，全部以用手涂写的方式表示出来。
在我们回到加德满都两周，我偶尔去市中心，其时消息传遍全城，五万抗议群众向王宫挺进。我骑自行车驰向那个方向，果然看见一队武装士兵正向我走来。当我走向他们，才发现他们手持的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风笛。王家风笛乐队正在游行，后面是五万抗议群众迈向王宫。再后面，可能是金戎儿将军(General
一天接一天，群众游行，示威，封锁道路，焚烧车辆、车轮、甚至房屋。穿着防弹服的警察在城中巡逻，从公路部征用来的起重吊车和自动装卸卡车运来一批一批增援部队。学生们进行“罢笔”(pen
downs)或干脆罢课。学生们不罢课的时候，教师们却“罢教”或“罢粉笔”。晚上，一队队革命者和十来岁的造反者散布全城，命令人们开灯作为抗议的信号，并且威胁那些不开灯的人家，如不服从就要掷石子打破他们的窗户。
同时，政府在“掘壕固守”(dug in its heels)。示威群众中有稀疏的枪声。监狱爆满。有一天，八百名大学教授在举行抗议集会时被集体逮捕。所有暴动的新闻被那些受政府控制的报刊所压制。把抗议者名之为“少数犯罪份子”。所谓“犯罪份子”的帽子扣在不仅是学生们教授们头上，也扣在医生、护士、律师和飞机驾驶员的头上；他们相继进行了罢工。
四月六日星期五所有的反对党号召全国范围的大罢工，情势终于发展到严重关头。
男人、妇女、儿童们都走上街头，邻近城市的群众也涌进来----这些城市包括巴克塔布尔(Bhaktapur)、巴丹(Patan)、克尔蒂布尔(Kirtipur)等地，似乎使这些过去独立的敌对的王国又苏醒过来。可不是吗，克尔蒂布尔来的群众中有一个人回忆说，尼泊尔第一个国王曾把这个过去王国的臣民的鼻子割下来，并装在筐子里过秤，竟达146磅。这也是历史。
下午时光，二十万群众集中到但尔巴马格大街(Durbar Mag)，这是通向王宫的林荫大道。在王宫那头，排列了警察的队伍，这时不仅是用风笛来武装了。群众向前挺进。走在队伍前面的是辛西亚的上司玛苏拉教授，他刚自狱中释放，穿着医生的白大褂(一星期之后，他由于这次乱子被任命为新的卫生部长。)
在林荫大道中段，竖立着国王玛亨德拉(King Mahendra)的铜像，他是现在国王的父亲。就是这位老国王在三十年前宣布这些反对党为非法组织。群众开始向这座铜像投掷石子和砖头。警察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开火了。骚乱平静下来。示威群众好几十人被打死或打伤。死者中有一人为英国记者，枪弹穿过他的颈部。这天不知到底打死了多少人，因为警察将死者用车拖走了。第二天报上刊载的官方发表的死亡人数为六人。
当天晚上，国王召集了军队。辛西亚和我外出想听取一些马路消息(sidewalk gossip)----这可能得到最可靠的消息。但是立即被吓了回家：当局宣布立即实施24小时的戒严，任何违命停留在街上的人当场榜杀勿论。
第二天早晨七时，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小伙子拿着一个手提扩音器走到我家这条路上来，边走边喊话：宣告商店将开门一小时。他后面跟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每当喊话的小伙子喘口气暂停喊话时，其中一个就吹口哨。听到口哨声，群众就从各家各户跑出来冲向店铺。在我们这地区的五十家店铺，每家都被十个到二十个惊慌的顾客包围，急如星火，似乎要把这整个店子连货带房子都要买回去。还有成百成百的其他“顾客们”从大街小巷川流不息地涌向主要的大街。
正在喧哗拥挤之中，带着口哨的另一队士兵走来，宣称解严的一小时时间已到，各店铺必须立即关门。这一来引起了一场抢购的恐慌：成百成百的顾客争先恐后为购得的货品付钱。这场混乱不知如何收场；不管怎样辛西亚挤了出来，买到四袋玉米片、一些茶、糖、蜡烛和能救一天之急的两盒布里坦里亚巧克力饼干(Brittania
chocolate creme cookies)。
在戒严中渡过了两天。由于机场封锁，游客们被困在加德满都。尼泊尔本地人也同样遭殃。在我家附近，一个农村妇女背着一筐草进城，从而触犯了戒严令，兵士们追问她，她吓得猛跑，立刻被兵士们无情地射杀。另一个男子只是把头伸出窗口而立即被枪打中一只眼睛。我们邻居的一个孩子从屋顶上跌下来跌破了头，但父母们怕兵士们开枪不敢送医，一天后孩子就死在家中。
在戒严的第二天，在一小时解严买货物的时间，群众中的“谣言”散布全城，而且越传播越“添油加醋”：
“王宫地区发生了枪声。”
“那位主要将军已被射中，并用飞机送泰国曼谷就医。”
另一位反驳说：“不，是国王本人被射中了！”
“是王后射中了国王！”
谣言满天飞。于是，兵士们吹起口哨驱赶群众，谣言暂停。群众忙着躲回家。
到底那天在王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不清楚，但是到了晚上十一点，尼泊尔电台延长了它的广播节目来播送从王宫发出的一项重要通告。通告说：国王已经同意解散那个“橡皮图章”的国会，免除所有部长的职务，并废除现有的宪法。国王并同意任命各反对党的领袖们来组织临时政府。这简直是彻底的屈服。最后说戒严将自通告时起解除。
尽管夜已很深，似乎没有任何人上床睡觉。全城欢腾。人们在屋顶上唱歌和跳舞。他们跑向街头：那里已宣称被打死了六人，这六位死者已无缘听到这次通告了。通宵达旦继续欢腾，人们准备第二天举行盛大的胜利集会。
早上，加德满都的街上满是庆祝胜利的人群，他们来自各村各镇，带来大量鲜红的红粉，愉快地互相抛撒，并撒向走近的任何人。他们举着各种旗帜，有大有小，有纸做的有布做的。每个人都拿着旗帜，从最小的孩子们到上了年纪的爷爷们。母牛和公牛的脖子上也绑上了旗帜，这些是老国王在三十年前宣布为非法组织的反对党的旗帜。人们一定整夜忙着才制作出这样多的旗帜来。
尽管这些旗帜的大小、构造不同，不外是国大党的红白条纹的四星旗(虽然有些旗上不够四个星，大概由于夜里时间短促，来不及都缀满四个星)，或者是铁锤镰刀的红旗，它是各共产主义政党联合组织的旗帜。这确是划时代的象征：人们瞧着大批共产党组织高举红旗，高喊：“民主！民主！”迈向市中心。
当天下午加德满都举行了空前的集会。三十万人在街上游行迈向顿底克赫尔(Tundikhel)这个市中心的大公园。人们不仅步行，有的还乘吉普车、巴士(bus)车和卡车。这些卡车在前一天曾用来运送镇压群众的兵士们到各个岗位，而今天上面满是脸色红润，挥舞自由旗帜的革命战士们，高喊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这一天具有比政治胜利还要多的东西：这就是良心的自由和宗教的自由。这个尼泊尔国王是印度教的神灵，这种神话对山区那些文盲群众可能起作用，但对越来越多的受教育阶层的群众而言却成了嘲弄的对像。这些新的政党许诺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多数党的国大党的领袖(现在已参与执政)誓称将释放三十多名仍在狱中的基督徒，并撤销二百多件待审判的其他信徒的案子。基督教传教文件不再视为违禁品。今后再不必整夜地翻山越岭到印度边界去运回圣经，这些圣经曾经费尽心机化整为零分成小包小包地送到尼泊尔各地。
胜利日是在1990年四月九日星期一。其下一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这是历史上的最伟大的胜利日。在复活节的早上，五百多尼泊尔基督徒游行穿过加德满都，高举十字架旗和圣经经文，边走边高唱圣诗，不时停下为首都为祖国祈祷。三星期后基督教团契会租用尼泊尔最大的会堂邀请占政治优势的国大党领袖向出席的1700多基督徒演讲。这位领袖指出：在国大党的四星旗中的第四颗星代表着宗教自由。
的确，现在在尼泊尔上主的吉星高照。这国土渴望他的道。属世的基础在动摇：压迫开始解除。让我们共同祈祷新的领导将迅速履行它的诺言。让我们共同祈祷成千上万的尼哥底姆们(译者注：见约翰福音第三章，法利赛人，犹太官员)现在应该从恐惧的黑暗中出来而走进上主的爱的光明中。让我们共同祈祷，教会将要空前地发展起来。 |
| 尾声：他们去了 |
即使西方的传教士们离开尼泊尔，尼泊尔的教会将会继续兴旺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传教人员的需要已经结束。教会的任务是将基督的光和爱传播到尼泊尔最遥远的角落，这项任务是如此艰巨，此刻只靠本地的基督徒的力量去完成，仍感不足，因而在今后若干年内仍需对本地教会给予援助。外国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是这项任务中的密切伙伴。西方的传教人员不能只在尼泊尔教会的外面使劲援助，好像认为尼泊尔教会只能由本地人所有并运作。尼泊尔教会应该扩大它的范围。归根结蒂，我们谈到教会就应该是基督耶稣的教会。尼泊尔教会应该是基督耶稣教会的一个分支。在尼泊尔的基督徒，不管是本地人和外国人，应该是这个教会中的平等的成员。
外国传教人员应设法鼓励本地教会领导人自力更生。本地领导必须更加持久。因为外国传教人员可能必须离去。本地教徒更能了解自己的同胞，更容易经常地接触他们，更能有效地为他们作见证。然而，国外来的基督徒需要记住，本地教会也是他们的教会，对本地教会的利益和发展负有同等的责任。
进一步讲，尼泊尔教会应亲密地与西方教会团结一致，而西方基督徒应感到有共同责任去关心尼泊尔教会，犹如尼泊尔教会应感到有共同责任去关心西方教会。有朝一日西方教会将会得到尼泊尔教会的支援，犹如他们正在得到第三世界教会的支援。第三世界的教会和第三世界中的国外传教组织都显著地发展着；在几年之后他们的数量将超过西方。但在目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及国外传教组织仍主要需要西方的帮助。年轻的受迫害的尼泊尔教会更需要发达的富裕的西方教会的援助。
从全世界的规模来看，西方教会与发展中国家的教会在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是巨大的。例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职工作人员在西方教会工作，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需要(物质方面和属灵方面)却在西方教会之外的第三世界。而上述数字还未将西方教会中那些非专职工作人员计算在内。
基督耶稣的教会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不知有国界的限制。今天，基督的子民中尚有人处于饥馑和迫害中。还有一些人，例如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基督徒，仍被千千万万从来未闻福音的人们所包围，如果没有我们西方教会的帮助，这处于少数的基督徒很难去为那些群众传播福音。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生活在赤贫状况下，每日面临饥馑。然而我们西方人经常更加关心的却是：教会的“政治”(politics)、教会的房屋以及如何享受上帝迄今赐给我们的幸福生活。
全世界最需要的东西还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需要远超过物质的需要，就如永生远超过属世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需要越来越增长。这个世界的非基督徒人数相对来说，比使徒保罗在世的时候，或传教士威廉．加略(William
Carey)在两百年前航海来印度的时候，多得多。教会在迅速地增长，但世界的人口增长得更快。今日，世界上约有二十亿人从未听到福音；更有甚者，今日的传教人员的绝大多数还未在他们中工作。如何使那些“还未听到福音”的人们听到福音，这是全世界教会的最迫切的使命。这些“还未听到福音”的人们分为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成千上万的“民族群”，只有几百个“民族群”曾经有效地接触到福音的熏陶。在其余的多数“民族群”中迄今尚无教会或见证人；到哪里去获得传播福音的工作者呢？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尼泊尔。在二百个“民族群”中，我们估计不到三十个曾听到了福音，姑且这样说。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教会的主要目的是传播福音，或者，广义来说是布道。其他的工作如崇拜、讲道、教育、音乐、团契都应该使我们为主作更好的见证。如果一个教会的活动不是这样就没有为这主要目的服务。教会主要不是培育基督徒的“温室”，它乃是培训和派遣传教工作人员的训练基地，无论这些传教人员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是在国内还是派到国外。让教会重新具备这种传道的雄心壮志，特别是要将这样的雄心壮志传递给年轻的信徒们。如同弗兰西斯．查维尔(Francis
Xavier)在十六世纪从印度写信回西班牙说：“告诉学生放弃他们的小志气，而应该到东方来传布基督的福音。”
这伟大的使命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不仅只对少数人说。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译者注：引自马太福音28：19)我们是新的门徒。在耶稣吩咐我们必须遵守的命令中，有一条就是“去传耶稣的道”。这是给每一基督徒的命令。当我们考虑去“何处”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去犹太、去撒玛利亚或者去地极？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去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假如你瞧见有十个人在使劲扛一根圆木，一头是九个人，一头只有一人，你会马上明白哪一头是你即须支援的，如果你愿意去支援的话。到国外去传教应该是只有一人扛着的那一头。
归根结蒂，要完成这伟大使命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顺服(the obedience of Christians)。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译者注：约翰福音14：15)假如我们要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就能将福音在这一代中传遍全世界；假如我们不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就不能。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明白。不错，一切要依靠圣灵做工，如果没有他，我们在传道中将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不心甘情愿遵从耶稣的命令，我们将徒然等待圣灵的到来。再者，祈祷是绝对重要的，他使灵命长久，它能获得上主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不遵从耶稣的命令，则祈祷也是徒然。祈祷者必须是实行者。耶稣教导如何祈祷的那批门徒(见马太福音第九章)，正是耶稣要派遣出去传道的那批使徒(见马太福音第十章)。上主只能通过遵从他的命令的人去做工。人们等待着去布道的号召。这号召早就给了；早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这号召不是声音，而是一行经句：去，……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译者注：见使徒行传1：8)
十九世纪去印度传道的最伟大的的传教士之一是亚历山大．达夫博士(Dr．Alexander Duff)，他是一位苏格兰人。在印度长期传教后，晚年回到苏格兰，在他临终之前，他被邀请去苏格兰的朴累斯比特里恩教堂(Presbyterian
Churh)召开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在讲话的半中间，他忽然晕倒，被扶离讲台，到隔壁的一间房间。一位医生立刻来检查他，并劝他休息，说如果本日还继续讲话将冒生命危险。
不顾医生和大会议长的劝阻，这位白发苍苍的传教士竭力站起来，走向讲台。医生和议长在两边搀扶着他，这位亚历山大．达夫博士登上了讲台的台阶。当他站在讲台上时，全场起立致敬。于是他向大会说：“当维多利亚女王号召去印度的志愿人员，成百的年轻人踊跃随着国旗前进。但当我王耶稣号召时，却无一人响应。”他停止说话，全场静默。于是，他继续说：“这是事实。”他接着发问：“苏格兰的父母们，难道再没有儿子送到印度去吗？”他又停下。仍然一片静默。于是他接着说：“好吧，虽然我老了，我要再回印度去。我将卧倒在恒河岸旁鞠躬尽瘁。这样，我才能让印度人民知道：在苏格兰至少有一个人，他太爱他们而情愿为他们舍命。”
于是全场激动，人们开始起立，一个接着一个，有几十个人高声喊道：“我去。我去。我去。”
他们真的去了。 |
